如何看待突发事件的信息价值

　　□杨英杰

　　最近，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规定媒体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将被罚款，引发社会争议。该法律草案第57条规定，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的”，由（突发事件）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该法律草案过程中，许多委员提出，草案第57条不够准确，应明确是什么部 门作出的“规定”以及“规定”的具体内容。我们认为，即使明确了什么部门可以做出此类“规定”以及“规定”的具体内容，也不能因违反此类规定作出处罚媒体的行为。当然，不实之新闻确实有害于社会和个人，但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虚假新闻存在而封杀所有新闻，如何处置虚假新闻，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要讨论是不是允许因违反有关部门作出的某些规定而处罚新闻媒体。

　　新闻所要传递的是一种信息，这种信息对于人们来说应该是有价值的。对于信息社会来说，信息是其主要产品。在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信息的重要性不是一开始就得到重视的。“完备信息”是自马歇尔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之一（另一基本假定是理性经济人）。但人们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中发现，不仅行为者的信息是不充分的，而且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即同一经济行为的当事人双方所持有的信息量可能是不等的。这种状况会严重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并经常导致“市场失灵”。这一重要发现构成了信息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事前发生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问题，而事后发生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道德风险问题。比如，因为信息不对称，银行没有办法分辨贷款申请者的风险偏好，只能一视同仁，以同样高的利率贷出资金，于是，比较谨慎的贷款者因利率较高而撤出贷款市场，风险偏好者则留下。“道德风险”是指订立契约之后由于对方不负责任而受损，如：买了火灾险的人不注重防火。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信息经济学认为，减免的办法就是建立起激励机制和信号传递机制。

　　仅就新闻传递的信息来说，之所以出现针对某种信息报道需要作出处罚媒体的选择，原因就在于这种信息不利于（地方）政府（声誉）。而实际上，从当年SARS事件得到的教训之一就是，突发事件的迅速报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从而恰恰有利于政府声誉。如果限制新闻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及时报道，也会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只不过信息优势方是政府，信息劣势方是社会公众。这里的“逆向选择”是鼓励那些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敢冒风险的官员继续从事将风险外部化（即个人或小集团风险由社会共同承担）的行为，而那些不愿意如此行事的官员则有可能出局；这里的“道德风险”是指政府的“愚民”行为泛滥。

　　那么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有助于消除“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激励机制呢？也就是说，如何使地方政府有更大的积极性从隐瞒信息的行为变为积极披露的行为呢？这就需要制定政府信息披露的奖惩措施，而不是制定惩罚媒体披露信息的措施。一个成功的例子是，现在的政策信息披露制度已经十分成熟，政策信息公开披露，可以有效地减少权力寻租活动，减少官员的腐败机会。

　　信号传递机制的建立则更加有赖于新闻媒体的参与。有些时候，信息优势方并不是政府，反而是社会公众。这种情况下，如何使信息能够有效地传达到政策制定者那里，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了。因此，鼓励新闻媒体之间的正常竞争是保证信息价值和有效性的主要手段，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进入市场的自由和市场竞争的充分。竞争在事实上是一个发现事实或信息的过程，如果没有竞争，这些信息就不会被发现和利用。

　　前面说过，信息是信息社会的主要产品，而产品是稀缺的。在信息社会，哪些信息是稀缺的，以及哪些信息是有价值的或其价值程度如何，都必须通过竞争来发现。在竞争被制止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损失是明显的。信息作为一种产品，同样如此。只不过消费者不仅仅是社会公众，同样包括政府，如果限制信息发现的不同参与者之间的竞争，政府不仅不会收到某些垄断利润，相反会是损失。因此，鼓励新闻媒体之间展开积极健康的竞争，不会因个别媒体为吸引眼球不惜放大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甚至制造假新闻而制定严厉的（违宪的）限制措施，应是政府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