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失的“城中村”

　　证券时报记者陈英

　　“城中村”是个难啃的老骨头，对这个“老骨头”的研究，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早在2003年就建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进行取证调查，比市政府明确提出“整治城中村”还要早一年，那时侯研究课题叫“老镇更新”。经过多年的实地调查，研究小组认为，城中村的脏乱差只是城中村问题的冰山一角，如果要有效地解决城中村问题，就需要全面认 识城中村。

　　低成本生活区

　　来自全国各地在深圳打工的人们住进了城中村，他们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决定了城中村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根据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研究员周林对深圳四个城中村的抽样调查，发现住在城中村的人个人月收入主要集中在2000———3000元的区间内(见图1)。在福田村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当政府修建的廉租屋黄木岗拆掉以后，原来住在黄木岗的人搬到了福田村。当政府不能给打工者提供低成本生活区时，城中村承担了城市低成本生活区的职能。

　　城中村作为低成本生活区有助于控制深圳的营商成本。“效益深圳”，意味着投入产出比高。城市的投入与营商成本分不开。城市的营商成本跟工资有关系、更与地价有关系。假如“效益深圳”跟这两个东西有关系的话，作为低成本生活区的城中村，实际上起到了维护深圳低营商成本的重要作用。世界上所有大都市都离不开低成本生活区，而深圳尤其离不开。这是因为，住在深圳城中村中的人们，多数所就业的产业承担着城市的基本功能。从图2可以看出，城中村的人群有19.2%的人从事的服务性行业，是深圳的劳动力普通职员(见图2)。

　　深圳现在的餐饮

零售业因为有大量的港澳消费者而变为具有一定“出口”比重的服务业。深圳目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是1000亿，需要配套94万餐饮和零售业的一线员工。这些人大部分都住在华强北、东门商圈周边的城中村。据住在岗厦村的某位先生说，在岗厦的出入口每天下午有两次下班的高潮：第一次大约在下午5点到六点，这些人主要是华强北、或者周边

写字楼下班的白领或者蓝领阶层；第二次大约在晚上10点左右，这时候的人群主要是华强北商圈的服务人员。

　　多样性的社会生态环境

　　城中村另一常被忽视的功绩体现在它对营造多样化的社会生态环境的贡献，而这一环境是至少一半深圳市民每日生活身历的。

　　社会生态，简单的说就是指社会中人与人、人与其它活动之间的互动。建筑环境可以通过规划建设一蹴而就，但社会生态环境则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而流行于上世纪二十至六十年代，对我国当今的城市建设仍有很大影响的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则恰恰是忽视了社会生态环境的培养，犯了见物不见人的错误，才建设出诸如巴西利亚、昌迪加尔这种建筑上美轮美奂，但缺乏生活气息因而毫不吸引人居住的城市。从六七十年代起，西方建筑与规划界也开始反思，提出城市建设中应重视社区多样化的营造，而这一点，正在城中村中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

　　深圳的城中村中体现了各种多样性的存在，从居住结构、人的活动，到商业业态、城市职能，无不有所反映。

　　如前文提到的岗厦村每天六点左右的白领潮，以及十点左右的服务人员（晚班）潮。在一般的城中村里，都会居住有各种各样的人群，而在不同的村中，人群的结构又会在多年的竞争、演替的过程中形成不同的特征，稳定的大分散、小聚居的社会网络由此形成。而这种社会网络，正是我们社会稳定的坚强基石。

　　城中村中的商业业态，也在二十多年的自发生长中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调整状态，从手机店到茶餐厅，丰富而且多样，适应着城中村居住者不同档次的需求。晚上八九点钟到城中村转一转，可见灯火通明，热闹非凡，远比一般中产社区具有活力。许多城中村的居住者都去楼下固定的小店消费；而笔者认识的一位白领更是抱怨道，在搬出城中村住进花园小区后，她再也找不到方便的地方吃早饭，只好取消了这一餐。

　　各种人群也都能在村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空间，喜欢热闹的人们往往住在底层，那里有他们想要的喧闹；而需要安静的白领们能够负担顶层光照较好也较静的房间，关起门来也不妨自成一统。尽管建筑拥挤，但村里一般都还留有公共空间，爱好户外活动的人在这里也得其所哉。

　　多样性也带来了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注视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一般性犯罪事件的发生（暴力刑事犯罪则另当别论）。笔者有个朋友住在南山科技园，晚上下班时那里空无人烟，为了安全，她总是特意绕道穿过大冲村回家，原因很简单：那里有灯火，有穿梭的人群，这让她觉得安全。

　　不会消失的城中村

　　从以往改造城中村的经验来看，彻底拆除的方法并不能真正达到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人口素质、促进社会融合的改造目的。如渔民村，按照花园小区的规划进行建筑改造后，原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依然存在，社区管理结构和制度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村民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变成实质意义上的市民。渔民村的这种改造，只能说是用一个城中村取代了另一个城中村。

　　再如正在进行爆破改造的渔民村。因为改造的进行，原来租住渔农村

廉租房的低收入者纷纷迁往岗厦、白石洲等其他城中村，继续保持了以前的居住形态。

　　由此可见，总体来看，城中村没有消失，只是发生了位移。因为社会中的低收入阶层始终存在，而这批人按照其经济收入状况只有能力选择居住在城中村。即使村内房租上涨，这些低收入者的许多人也无法轻易离开城中村，而不得不以降低生活质量为代价，维持其在城中村的居住。比如以前可以独住单房，现在则必须多人合租一套房，住“房中房”，或者以同样的价格租住面积更小的房。有位被访者在谈话中提到：“（岗厦的房租）涨价后我就把我三十平米的单房换成了一间二十平米的房。如果以后房租继续涨价，我就再缩小面积呗，反正也能住下去。”

　　因此，城中村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建筑标准问题，是消防安全问题，是环境质量问题；但是，透过这些现象，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隐藏在其后的社会管理问题、社会阶层分化问题———如移民第二代、本地村民第三代，如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分配，如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屏障等等———这些可能是城中村更为长远、更为本质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人，来源于制度，而非村内的建筑。这些问题远比其表象所显示的要复杂，而它们的解决，不能仅仅立足于孤立的城中村，还涉及到城中村外的城市社区，以至于整个深圳市。我们在看待城中村时，也应采取全面、辩证的眼光，谨防见物不见人的思路。

　　图表和相关数据由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城市经营研究中心城中村研究小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