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是收入不公的解铃人

　　□叶檀

　　《南都周刊》昨天刊发的“我国经济增长快工资不涨，因少数人拿走多数利益”一文，再次用调查与数据印证了收入不公并非虚言。

　　这场关于工资收入改革的讨论，从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声讨，转入对工薪阶层低工资的反思———在全世界的消费者与投资者都在分享中国红利的时候，为什么国内普通劳动者无法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

　　简单的答案是，集中于制造与建筑等行业的普通劳动者处于供给过剩状态，因此，按照 市场定价，他们只能获得生存所需的最低薪资。但这个答案显然不能回答全部问题，从一个矛盾的现实就可以看出其中奥秘：日渐涌动的民工荒与12年民工工资涨68元人民币的现状。“民工荒”传递的最直接的经济信号是，民工工资必须提高，才能保障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由于满足生存基本需要的收入要求遭到拒绝，逼迫民工不得不用脚投票，民工荒的潜台词是，“我们拒绝融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

　　城市工薪族状况也未必佳，就业人群的薪资水平水落船低。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的分配比例，从1978年为55%：11.1%：33.9%、1998年为68.6%：13.9%：17.5%，到1999-2003年间，居民的份额明显下降，企业的份额进一步上升，政府的份额大幅度上升，2003年为61.8%：15.1%：23.1%。

　　

中国经济增长之快世所罕见，每年产生的巨额红利必然会找到自己的主人。那么，到底谁在收获红利？根据以上数据与现实，第一是政府，第二是垄断企业，第三是围猎中国经济的国内外热钱。

　　如果可以将垄断企业所获红利视作政府默许的结果，垄断企业以掌握上游资源与原材料的方式不断制造企业的利润，而资金与信贷渠道全面操纵于半垄断的国有商业银行之手，更加剧了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作为始作俑者的政府有关部门，依然在以种种理由坚持这一做法。虽然劳动保障部门屡屡表态，督促企业实行最低工资制，但由于现实操作手法与表态内容格格不入，因此，既难舒缓民意更难震慑企业。

　　应该引起关注的是，政府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其用途却暧昧不明，公共财政主要是用于民生福祉，还是一如既往地用来投资拉动经济，没有明确的答案。而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更令人担忧，国家

审计署历年的审计结果就是警示。如果国家大多数财富进入的是一个漏斗区域，在收入分配公平性方面危险丛生也就不难理解。对国内外热钱的狙击，在必要时政府不会手软。

　　政府是收入不公的关键。相对于政府保障收入公平的一再表态，民众更希望看到的是执政细节上对于民众财富的尊重，对民众合理利益诉求的保护，以及拆除劳动力流动樊篱的切实举措。

　　当经济繁荣民众不富成为常态，使普通劳动者很少甚至根本不能在市场化进程中得益，后者将用怀念旧经济体的方式抵制现状———这可能成为对中国未来经济造成伤害的致命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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