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中国需要加息3%。”

　　———摩根士丹利亚太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

　　谢国忠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央行这次宣布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不能解决宏观经济过热问题。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做法不够理性，所调整的幅度也不多，不过0.5个百分点，和 上次一样，无非是对本周已公布的上半年过高增长的经济数据的一个反应，只是宏观调控的一个信号。中国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似乎是雷声大雨点小。

　　他说：“中国利率低下与政治结构有关，目前主要是政府花钱投资。此外，还与中国地方的阻力有关，各地都想发展，政府态度很强硬，声称没有过热。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是美国的三倍，其加息幅度也应该是美国的三倍才对，我认为应该加息3%。”

　　“双顺差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

　　———社科院世经所所长余永定

　　余永定日前在五十人经济论坛上就中国的的双顺差问题发表演讲时，引用西方经济学家登布什的话指出：对于一个贫穷国家，不把资源用于国内投资以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而将其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肯定是不理智的。

　　中国目前不但有大量的资本项目顺差，而且有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存在经常项目顺差这一事实表明，尽管是世界第三大FDI引入国，中国不但没有利用外国资源以弥补本国储蓄的不足，反而大量输出了资源。这些资源被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用于弥补它们国内储蓄的不足。“双顺差”导致了

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外汇储备的增加是中国用股权置换美国债权以及用经常项目顺差购买美国债权的结果。

　　一些人认为，FDI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种看法极为错误。FDI的引入量在理论上是有最优值的，过多或过少都将导致国民福利的减少。这一最优值与FDI企业的利润率、外溢作用、国内企业的利润率、国内外利息率等一系列因素有关。目前，应该通过综合手段将双顺差局面扭转过来。

　　“防贷款欺诈，立法执法很重要。”

　　———中国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周小川近日为《见证中国金融》一书作序时表示，要完善金融生态建设。金融生态描述的是金融企业所处的生存环境。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全局和宏观层面，包括法律环境、监管环境和监督环境。法律环境包括立法和执法环境。法律方面的问题直接影响到我国金融生态环境。从立法上看，目前我国已经有

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下一步金融改革中，要更加注重完善与贷款欺诈等相关的法律的立法和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