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股权投资中国FDI第三期

　　本报记者 李利明 尹先凯 黄利明

　　李欣 特约记者 袁元 北京报道

　　凯雷并购徐工进入最后阶段；

　　高盛和鼎晖收购双汇等待最后批准；

　　华平投资4500万美元到阳光100成都项目；

　　新桥1.8亿美元投入新疆广汇天然气项目……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至少20个国内企业接受了境外私人股权投资，每笔投资至少都在几千万美元以上。

　　个案加总的结果就是投资总量的急剧变化。根据最新数据，在中国，新的私人股权投资急剧上升了523%，总投资金额超过50亿美元，位居亚太区之首。

　　当然，还有更多投资项目在秘密谈判之中，除了上述活跃的投资者之外， KKR、贝恩等来自华尔街的私人股权投资巨头也已经把注意力放在了对中国的投资上，几个百亿美元的中国投资基金已经设立。

　　似乎，随着越来越多的境外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公司进入中国，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开始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时代——私人股权投资时代。

　　这将是一个具有重要意味的时代，这个时代到来的背后，是中国入世的宏观变化，是公司治理和内部管理的微观改善，更重要的是，它将有可能改变中国企业的生存态势。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向本报指出：中国现在引进的私人股权投资和当时引进的如摩托罗拉、英特尔、微软等产业企业的外资，意义不同，作用也不同。私人股权投资不是为了实现市场占有，而是在提高资产配置和使用效率上帮助中国的企业发生更大变化。

　　第三个时代

　　过去两年多来，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美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公司纷纷大举进入中国，在传统的工商企业和现代的服务业，都有这种股权投资出现。2003年，中国的FDI只有5%是股权投资，最近两年来这一比重大大增加，并且趋势越发明显。

　　毕博管理咨询资本市场负责人Peter A. Horowitz告诉本报，通常来说私人股权基金主要把目光瞄向市场上最有潜力、最具有利润率的公司，但往往这样的公司实现它的潜力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可能是管理上的，也可能是一些法律上的限制，有可能是系统，也有可能是流程。私人股权投资就要通过解决问题来让被投资公司充分释放最大潜力。

　　这种新的FDI在中国的活跃正在证明：中国的FDI已进入第三个时代——私人股权投资时代，私人股权投资将逐步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主要方式。

　　与以往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相比，这些私人股权投资具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私人股权公司(基金)自身没有产业特点，投资的目的不是为了整合产业链，惟一目的就是盈利；第二，他们主要是投资现有企业，通过改造现有企业的治理来获利，而跨国公司往往是依靠投资设厂、增加生产能力来获利。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私人股权投资大规模进入之前，经历了FDI的两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是“三来一补”时代。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90年代初的十多年间，当时港台的一些中小规模企业纷纷到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开放地区投资设厂，进行“三来一补”的小规模投资。这些投资充分利用了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在原有的国有和集体经济成分之外注入新的活力，有效地促进了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开放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这类投资更重要的是把市场化理念和运作方式引入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中，为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企业投资的主要是日用消费品，本身的技术含量不高。

　　第二个时代是在1992年之后的十多年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全球的跨国公司成为在中国的投资主角，他们纷纷投巨资建立生产基地，并且把中国视为其全球研发——生产——销售这一链条中的主要生产基地。这些跨国投资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特别是工业生产总量的增加。目前，在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中，大概有1/3以上来自外商投资企业，主要是跨国公司投资的企业。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按照中国入世承诺，在五年过渡期内，很多产业将逐步对外资开放。在这个背景下，2002年下半年以来，相关部委陆续发布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暂行规定》和《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涉及外资参股现有企业的规定，为境外私人股权投资的进入铺平道路。

　　作为多家一流跨国公司的长期主要股东，银瑞达(Investors AB)副总裁Frednik向本报表示：“我们看好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私人股权投资市场，在中国的投资机会应该会越来越多，而且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运作也将会进入更为实质的阶段。” 这一说法代表了众多私人股权投资者的声音。

　　私人股权资本力量

　　一位世界著名的私人股权投资专家告诉本报，私人股权基金通常会取得所投资企业的控制权。在投资真正得到落实以前，投资者往往会做大量准备工作，而一旦投资落到实处，私人股权基金投资者们就不再仅仅扮演投资者的被动角色——他们将成为企业的积极参与者。投资者们跻身于公司董事会，选择企业管理团队，密切监督企业运营，甚至插手企业的日常业务运作。他们将资金用于长期投资，期限往往在五年以上。

　　2004年11月，新桥正式入主深圳发展银行。虽然现在深发展股改事宜纷争四起，但两年来，深发展业绩的提升则是公认的事实。

　　这位私人股权投资专家介绍说，私人股权投资以盈利为最终目标，这些投资者的一举一动都以改善企业经营绩效、提高企业市场价值为导向。由于管理团队成员往往拥有公司股份，因此公司管理者也与这些投资者的目标一致。在杠杆收购的情况下，实际债务负担带来的压力就成为管理者和投资者最大的动力。私人股权基金使投资者和管理者拥有共同的利益和动机，这一点对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

　　国外私人股权投资的主要优势在于他们的资金和管理核心，他们已经从事私人股权投资几十年了，在财务构建和转变经营方面很有策略，这些集团拥有大量投资组合及业务联系，还可为企业带来协和效应。比如说，他们可为被投资企业配备才华横溢的CEO。

　　乔丹工业(中国)总裁叶有朋说，乔丹工业刚投资了中国的一个矿业安全设备公司，结果发现同业的一些所谓国际认证很多都是买来的，管理都不规范，甚至一些已有的规定、原有的体系也不能保证执行。乔丹工业进入后就会使其严格地来执行规定，并在管理上对其提升。

　　这并非个案，接受本报采访的很多业内人士都表示，境外私人股权基金投资国内企业，将给国内企业带来一场公司治理和管理革命。

　　陈志武认为，在中国上市公司，ROE(资本回报率)大约为百分之二点几，在美国上市公司平均为20.5%；ROA(资产回报率)大约为百分之一点几，美国平均为7%，这么大的差异不是偶然现象。在美国，一些公司的管理层也会有偷懒现象，私人股权基金去逼迫他们，盯着哪些公司掌握着大量的资本而不为股东实现利益最大化，就马上进入，这就使得美国上市公司几乎绝大多数的管理层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都会很负责任，害怕私人股权基金进来重组。

　　深圳宣怀投资公司总裁盛立军也认为，中国企业的治理结构不完备，私人股权基金来担当促使企业治理结构完善的角色。

　　金融行业革命

　　事实上，私人股权投资大规模进入还将带给中国金融业一场革命。

　　大多数私人股权基金都具有华尔街背景。“华尔街非常积极地介入到私人股权投资活动中，它给私人股权基金提供了很多的销售管道，同时它自己也创造了不少的私募资金，像KKR和贝恩。一些华尔街的投行，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把自己设立私人股权基金作为区别于其他竞争对手的重要因素。”Horowitz说。

　　Horowitz向本报指出，亚洲的情形与美国不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首先是资本市场发展起来了，然后才是私人股权投资的大规模出现。在亚洲可能是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在资本市场有点滞后的情况下，首先是私人股权基金活跃了，然后再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在陈志武看来，不同的金融中介机构和不同的投资者介入，将从根本上使中国从依靠产品市场赚钱的国家上升为一个既靠产品市场、制造业赚钱又更依靠金融证券市场进一步改善资本配置和效率的国家，帮助中国的财富创造力和经济增加值做进一步提升。

　　正如前述的私人股权投资专家所指出的，私人股权资金能够帮助中国建立起理想的金融体系，这是因为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市场不仅包括进行

股票、债券、外汇等交易的公共市场，还包括有限制的、无法流通的、私人公司持有资本的私人股权市场。在理想的金融体系中，公共资本市场和私人股权市场就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左臂右膀。

　　在他看来：“一个可流通的、透明而高效的公共资本市场，能够在投资者承担风险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利益，并对企业进行监督，但在培养和修复公司这方面却不尽如人意。公开市场偏于浮躁，甚至有时目光短浅。这一缺点限制了公共市场在促进公司高效运作方面的作用。相比之下，私人股权着眼较为长远，更有耐心。所以私人股权(包括风险资本、收购和被动投资)更适合新生企业的成长和低效益企业的运营。针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效率改善，私人股权会有相当大的作用。”

　　“同时，私人股权投资者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共股权投资市场，以最终回收投资。因此公共市场和私人市场对于一个良好运营的金融体系都不可或缺。中国资本市场既需要高效的公共市场，也需要活跃的私人股权投资市场。”

　　无关经济安全

　　但是随着境外私人股权投资的急剧增多，“威胁经济安全”的言论也开始出现。尤其是最近凯雷收购徐工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使得是否限制境外股权投资和并购成为事关中国经济安全生死攸关的问题。

　　毕博管理咨询中国金融组负责人高达飞认为，资本流动是双向的，不光是美国的私人股权投资可以买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投资者也可以买美国和日本的企业，其中最重要的是获得经济效益。

　　陈志武也认为，这些私人股权投资基金都是财务投资者，目的都是为了赚钱，对中国的经济没有任何威胁。“说赚钱是对的，没有任何企业愿意来中国做圣诞老人，如果不是为了赚钱而来，中国就更应该担心了。”

　　参与凯雷收购徐工交易的一位人士告诉本报，当时之所以选择私人股权投资凯雷，而不是选择与徐工同类型的国际装备制造企业，就是为了防止徐工被整合到该企业的全球生产

供应链之中，尽管该企业的出价更高。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姜家齐认为，对于外资的私人股权投资者，国内需要用更多时间去研究它的背景与运作，应该持欢迎与学习的态度，去借鉴它们的运作模式与方法。

　　陈志武向本报指出：“以前很多人说中国的经济太多都是做简单的加工，赚一点点钱，也就是说明中国的公司为什么在价值链上不能更上一层楼，现在真正面对国外的私人股权基金进入中国，逼迫中国的公司改进资金的使用效率，使价值创造、经济增加值更上一层楼，这是一种好的机制。”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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