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四川银币

　　清末四川通用龙模铸造银币，民国成立后废除龙模，由四川军政府自创模型，“一面中书四川银币四字，中心作海棠花一小朵，上边加军政府造四字，下边加壹圆二字；另一面用十八小圈绕一大圈，圈内篆文汉字，以直线纹为底。上边加中华民国某年字样，其银字的金旁系连书四画。此项模型即为四川银元定型，一直未变。”（见《四川军阀史料》第二缉）

　　民国元年（1912），成都造币厂开铸四种银币，一元币重七钱二分、五角币重三钱 六分、二角币重一钱四分四厘、一角币重七分二厘。当年共铸二百九十余万元。其中各种角币约一十一万元。此后“一角、二角的银币完全停铸，只铸五角币”。故一、二角银币当时在市面流通很少，现更其难觅。

　　民国二年（1913），川督胡景伊为镇压熊克武在川发动的二次讨袁革命，军需孔急而大肆鼓铸汉字川版银元，至民国四年陈宦入川时止，共铸一千三百余万元，其中仅有五万余元五角币。民国六年（1917）罗佩金、戴戡主持川政时，又完全停铸五角银币，只铸一元者。

　　根据《国币条例》规定，一元银币主币其成色为银九铜一，而银辅币为银七铜三。为防止辅币过多，有损币信，同时又规定，辅币之铸造量应限制在主币的百分之二十之内。民国十一年（1922）年，刘存勋主川时，为求铸造余利，则反其道而行之，公然违反《国币条例》，加大五角银辅币铸造比例。“当年鼓铸一元银元约二百八十万左右，而鼓铸的五角银币达八十三万余元”，几乎为主币的三分之一。民国十三年（1924），杨森任四川军务督理，为扩军筹饷，竟下令造币厂停铸一元银币，只铸五角银币。

　　民国十四年（1925）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军联合逐走杨森，进入成都后，邓锡侯接管造币厂，即步杨森后尘，全铸半元银币。由于邓锡侯独占造币厂，引起刘文辉不满。刘遂收买造币厂制模工匠，为其雕模，在其防区雅安开铸银币。川中军阀尽皆仿效，刘部旅长刘元塘在会理、邓部李家钰在成都忠烈祠、城隍庙及遂宁防区、谢德勘在成都外南倒桑树街、罗泽洲在顺庆、邓国璋在郫县、黄逸民在灌县、扬荣向在金堂、陈书农在合川、田部何瞻如在安县、曾南夫在三桥南街纷纷开厂铸币。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川中军阀铸币之所多达28处。其铸皆五角币，且成色低下，含银竟有低至3-5成者。故四川民间为区别之，称前成都造币厂所铸五角币为“厂版”，称各地军阀设厂所铸五角币为“杂版”。

　　由于军阀私铸滥造，致使川中币制大乱。因各地所铸之银币成色不一，在流通中需对其含银高低进行鉴别，大大造成了经济活动中的严重困难。据《成都文史资料》记载，当时成都安乐寺（银钱总市）上，川铸大洋壹圆（汉字版），四笔横写的全字旁高于金字旁；双须高于无须。五角币厂版高于杂版；厂版又分尖花、圆花、以及圆字开口、角字出足等名目。

　　低成色杂版五角币泛滥成灾，成都金融紊乱达于极点。成色较高之一元币大多隐匿不出，而厂版五角作九折、杂版五角作八折行使。且各地之折率不一，波伏较大。民国十六年（1927），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在其防区擅自规定杂版作五折使用。故大量杂版涌入尚将杂版以八折行使之成都，引起人心惶惶，市场一片混乱，从而激起了一场杂版风潮。商民惊恐，交易停止，店铺关门，形成罢市。四川民间文人刘师亮即有一联以讽之：“半元生洋破、烂、哑；三个死人邓、田、刘！”

　　民国十七年（1928），杂版在市面仅以二折行使，完全跌致原材料价值之下。各地军阀私铸半元杂版已无利可图。故又回收杂版提取白银，改铸一元大洋。历时一年半之久的杂版风潮渐息。但川中军阀大小造币厂铸造壹圆川板仍贯其始终。四川军政府壹圆银币，因其铸主众多，铸期较长，再加铸造期间换模修版等原故，现存于世者版别极其繁杂，当在百种以上。

　　作者系成都市委党校经济发展研究所 孔路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