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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申屠青南
“降温”情况有些不理想。今年以来，在十多个产能过剩行业中，只有水泥、炼焦等少数行业投资出现回落，其他多数行业1-5月份的投资继续大幅增长，其中，铜冶炼、煤炭、纺织、汽车行业投资增长迅猛。
专家分析，国家启动新一轮宏观调控以后，产能过剩行业投资增幅不降反增，充分说明中央政府的行政调控的力量没有成功抑制“财政联邦制”下的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理性的和盲目的市场冲动掺杂在一起，也加大了调控的难度。在某种意义上，这两点是“源”，而外汇占款过多造成货币流动性过剩则是“货币现象”，是“流”，不可本末倒置。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佐证了专家的看法：1-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5443亿元，其中，中央项目投资2718亿元，同比增长22.7%；地方项目投资22726亿元，增幅为31.3%，地方投资占了近90%。
宽松的资金面则为投资的高增长提供了“温床”。上半年人民币新增贷款达2.14万亿元，半年时间用去了央行全年信贷目标的85.7%。
如何才能为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增长“降降火”？专家们建议，除了严格执行已经出台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把好土地和信贷闸门，淘汰落后产能以外，还可从抬高投资成本和压减需求两方面入手进行调控。
在深层次体制问题短期内不可能解决的条件下，抬高投资成本降低投资收益率进而减弱投资意愿，最有效的办法要数税收政策。有关部门可考虑临时开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按照新的国家产业政策和项目经济规模实行差别税率，通过增加过剩领域的行业投资成本，进一步缩小其利润空间，将其逼出过剩领域的投资市场，最终达到控制其规模的非理性扩张的目的。
此外，也应该看到，产能过剩行业投资反弹与国内外需求的旺盛也有关系。降低出口退税可以抑制国外的需求，同时也可以促进这些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在缩减流动性上，央行可进一步加大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力度，继续从总量上紧缩流动性。另外，相对于我国目前的投资回报率，资金成本明显偏低，过多的流动性也要求提高人民币利率。如果投资继续“高温”难退，可择机提高存贷款利率。
从长远看，“治本”之道在于通过财政税收、土地制度等综合改革方法，彻底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同时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汇率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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