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美国赤字调整风险

　　中国规避美国赤字调整可能引发的世界经济震荡手段有“技”与“道”的区别。“技”是积极实施多元化的贸易政策，开拓全球各地区市场，使得外部需求多极化；同时，努力丰富贸易结算币种，调整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以外币资产配置多元化规避金融市场风险。“道”是努力构建“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格局，大幅度降低出口依赖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胡云超

　　对中国来说，认识到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潜存的不确定因素是非常重要的。美元是世界主要的结算和储备货币，经济总量庞大，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接近30％，美国资本市场价值占世界总额的一半以上。这些因素使得美国没有像其他小国经济体那样，必须迅速实现经常项目账户的平衡。但是，必须知道，美国经常项目账户不平衡持续时间越久，赤字规模越大，发生急速反转的可能性也越大。近年来，美国越来越依靠追逐“固定收入”而非股权资本和FDI资本流入弥补赤字，这一方面表明，美国应对其他国家经济“情绪”波动能力越来越脆弱（外债流动性高），还意味着世界投资恢复，在美国之外的投资机会超过美国本土，这与90年代股权资本大量流入美国形成鲜明的对比。股权资本流入减少，必将抬升美国的利率，美国经济将受高利率的煎熬。美联储历经多次加息行为，其深意又岂止是为了平抑高油价等能源成本上升带来的通胀压力呢？

　　我们认为，美国经济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赤字”后遗症之中。从理性上分析，美国人自己也越来越感到其“双赤字”的两难境地。既希望保持本国强大的消费能力，经济调整政策不能威胁本国人民和政府的“福利水平”；又希望能够控制经常项目赤字规模，在宏观总量基本平衡基础上实现增长。前者要求美国保持低利率，促进消费，美元升值，增加购买力；后者需要美国降低利率，抑制消费，增加储蓄，美元贬值，增加出口。

　　随着美国赤字规模增大，美国的两难处境也日益国际化，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两难。因为任何试图提高美国储蓄水平的行动，都有可能给世界带来通缩的危险。他国一方面希望美国消费强劲，能够“吞噬”世界剩余产量，推动本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提高；另一方面又对自己既向美国提供廉价商品，增进美国人福利，还向美国人提供巨额消费融资，存在“财货”两空的风险而忧心忡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赢得市场在美国拼得“你死我活”，当大家回转身来，愕然发现所赢得的东西可能是“货币幻觉”。当明白了那血汗积累的美元储备，可能因为美元的贬值而大幅缩水时，“货币的面纱”悄然戳穿了。

　　但是美国却乐于将这场“游戏”一直进行下去，正是外国人对美国资产日益增长的需求，才维持了美国国内投资－储蓄严重不平衡中的平衡。客观上看，外国资本流入美国又是两厢情愿，他国从美国赚取贸易顺差，积累美元储备，美国利用输入的低成本“逆差”赚取世界的资本收益。从美国的统计报表中，我们看到美国经常项目“收入”子账户自80年代以来一直为正值，收入总量在GDP中比例超过1％，聪明的美国利用流入的外国资产获得的年均回报率高出给外国债权人收益达3.1个百分点。

　　在当前全球消费—投资模式决定的增长路径下，难以估计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到底能够持续多久、规模还会扩张多大。但是，世界经济好像又处在待爆发的火山口旁，无论是美国内部的不稳定（加息引起的总需求不足等），还是来自外部的不稳定（甚至如美元储备大国政局不稳引起的抽资行为），都可能引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反转，从而更加剧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我们也不难理解美国人为什么总是要在世界上创造“敌人”，因为世界和平对美国来说似乎是“双刃剑”，一方面为他带来低成本的资金，另一方面，太平之世又使得世界上值得投资的区域多元化，边际资本报酬的优势将引导原滞留美国和将流向美国的逐利资本发现新的投资天堂。

　　中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和美国是以一种奇特的经济方式连接在一起的。中国需要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群体作为推销产品的市场，美国需要现金充裕的中国作为推销债务的市场。中国与其他亚洲经济体一起，把自己的储蓄注入美国，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群体的“挥霍”提供资金。

　　尽管加入“中国因素”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可持续时间更长，但是，我们无法知道高度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情绪”何时突变，引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反转。中国何去何从？

　　第一，在思想观念上从盲目积累

外汇储备的“陶醉”中清醒过来，认识到目前不平衡增长给自身带来的风险和局限性。货币虽然身兼多种职能，从本质上看是为交换提供服务的，我们应该更多地“消费”外汇，交换国民经济发展急需或储备的物资，而不是一味积累外币储备。

　　中国外汇储备结构非公开化，让我们无法掌握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但美元“价值效应”同样让中国外汇储备备受威胁。从美联储的数据来看，2002年底，外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65％是美元，欧元是第二大储备货币，大约吸纳全球储备的15％。从全球来说，外汇储备币种集中度很高，它既是美元稳定的优势，也是美元未来风险的根源。

　　此外，“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金融债务（不管它们是不是债务国政府的债务）存在一个可执行性的问题。……偿还外债的激励取决于抵赖债务对一个国家的声誉、进入资本市场、贸易谈判等的间接后果，以及拖欠造成的其他可能很重要、但尚不明朗的代价。……然而，如果债务太多了，拖欠肯定可以获得的收益就会超过不确定的代价。” 美国的债务规模也许还没有到让这样一个超级大国抵赖债务的时候，但历史上世界各地发生的“债务危机”都让人记起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上述忠告。

　　第二，充分认识经常项目账户变化的全球相关性，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调整需要全球协调。如果现在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不变，各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博弈”结构不变，美国自身也不调整国内消费—投资结构，中国单方面的任何努力对削减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帮助有限。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是造成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罪魁祸首”，相反，对弥补美国自身消费—投资结构性缺陷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只有美国自己、其主要贸易伙伴、其他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等共同调整自己的储蓄—投资行为，比如，欧洲和日本需要减少储蓄或增加投资，发展中国家不过度依赖出口导向的增长，美国赤字调整才有可能得以平稳过渡，实现“软着陆”。问题是，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内，能否实现如此高度一致的国际协调？中国必须思考在恶劣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独善其身”的长期战略和短期策略。

　　第三，中国规避美国赤字调整可能引发的世界经济振荡手段有“技”与“道”区别。所谓“技”，是积极实施多元化的贸易政策，开拓全球各地区市场，使得外部需求多极化；同时，努力丰富贸易结算币种，调整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以外币资产配置多元化规避金融市场风险。但是，正如上面分析所示，现时世界经济增长路径依赖，使得这些策略总归是“小技”，从根本上回避不了风险。

　　所谓“道”，是努力构建“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格局，大幅度降低出口依赖。通过包括宣传在内的多种手段，增强中国人民对未来稳定发展的信心，配合恰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变储蓄替外国人融资为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的及时消费。凯恩斯说：“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但是，决定消费倾向的主客观因素又表明，消费增长低于收入的增长，到一定程度，社会还会出现凯恩斯描述的“财富陷阱”的现象。凯恩斯说：“不幸所得愈大，则所得与消费之差亦愈大。设无新奇策略，问题将无法解决，———除非让失业增加，社会贫穷到一定程度，使得所得与消费之差，恰等于在目前有利可图这个条件之下，为准备未来消费而生产的产物价值。”通俗地说，由于富人的消费倾向低于穷人，因此，社会越富，就越有可能失去增长的动力。所以，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一直倡导超前消费，因为“举债支出虽然‘浪费’，但结果倒可以使社会致富。”

　　凯恩斯所说：“私人致富之道，应用于国家行为上，失业乃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秉承千年节俭传统的美德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迅速变迁面临风险的审慎选择，中国人对未来预期难以乐观，对财富积累充满高昂热情。消费增长不足，储蓄增长过快，不得不借助外需推动经济增长。

　　总之，

中国经济规避世界经济动荡风险，走上长期可持续增长之路，必须解决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内部消费不足的问题。经济学界和政策当局都应当在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没有发生深度反转，世界经济“生态”仍然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消除中国特色的储蓄过剩，贸易顺差不平衡发展方面。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