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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往年审计报告激起公众热烈关注和舆论风暴相比，今年的审计报告公开后舆论显得特别冷清，问题出在“不点名”上。
有一种观点认为，对问题部委点名没有用，只能从堵住制度漏洞着手———这种说法是没有理由的，屡审屡犯，问题出在公开点名后问责没有跟上，怎么能李代桃僵，把板子打到“公开点名”身上去了？另一种观点认为，点名又不会得到处理，所以不断点名会产生“
点名疲劳”，开始的点名还会产生道德压力，可被点频繁了这种压力就会消失———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问题，点名不仅是为了震慑违规部门，更是为了让纳税人看到，到底是哪些部门违法违规地使用了公共财政，税收到底流向了哪里。
倾向“不点名”的观点都只是把“点名”当作了实现其他目的的一种工具，其实，“点名”不是工具，它对应着一种独立的目的，就是满足公众对公共财政的知情权———不管“点名”有没有对推动财政规范使用产生什么作用，“点名”本身就实现了纳税人的知情权，老百姓看到了教育部门巧立名目乱收英语四六级考试费，看到了体彩专项资金流失2300万元———这就是“点名”最大的“用”，老百姓对财政的知情权本身就是一种审计部门应该尊重的权利，不能以“揭露制度漏洞”的宏大理性排斥公众这种最基本的权利。
在我们当下的体制中，老百姓的这种知情权尤其显得重要———因为从审计报告的点名中看到哪些部门违规使用财政资金，这差不多是公众把握公共财政的惟一通道。虽然缺乏其他权利的配套，知情了也没有多大用处，但知情总比不知情好，而且知情了也能通过大众参与的舆论批判形成对违规行为的道义压力。而“审计报告不点名”，则让公众这仅存的知情权大打折扣。
为什么制度建设不能与“点名”并存，如此“过度理性”，到底是理性还是对违规部门的妥协？(文/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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