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歧视扼杀社会效率

　　□王平

　　日前，海南省三亚市出现了一起荒唐的就业歧视事件，三亚市人民医院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护士时，特别规定了身高不得低于158厘米的标准，这个规定把很多想当“白衣天使”的女性拒之门外。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会怎样呢？三亚市人民医院所面临的处罚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这种做法触犯了法律。笔者不妨举两个具体例子来加以说明。华尔街瑞士银行的一名雇员祖布雷克女士，三年前因被男上司认为“又老又丑不能 胜任工作”而遭解雇。祖布雷克女士提起“性别歧视”诉讼，法院判决瑞士银行付给祖布雷克女士2900万美元赔偿金；去年，全球零售巨头美国沃尔玛有限公司一位名叫帕特里克·布拉迪的残疾员工，状告沃尔玛随意变更他的工作性质实际上是对残疾人的歧视。最后，陪审团裁定，沃尔玛被控的罪名成立，必须向原告赔偿750万美元，其中包括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在美国等许多西方国家，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歧视他人是一种为法律所不容的严重违法行为，处罚极其严厉。因而，在美国，你根本看不到招聘广告上有年龄、身高等方面的限制，否则，将视为对法律的挑衅而受到严厉处罚。

　　在我国，就业歧视无处不在，许多人根本认识不到一些规定就是歧视。甚至，就连国家一些部委在招聘

公务员的时候，也公然注明要求北京户口，这种歧视性要求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既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也容易扼杀社会效率。因为，诸如身高、年龄、性别等条件，是人们无法通过努力改变的，而人的能力则是可以改变的，在就业歧视不存在的条件下，人人都会极力追求自身素质的提高，尤其是那些先天条件不是很优越的人，更会加倍努力，这有利于全社会劳动者素质的整体提升，有利于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反之，则会扼杀效率。因为假如就业者享有身高、年龄、性别甚至容貌等方面的优势，就可以坐等就业机会的将来———许多歧视性条件，已经帮助他（她）将相当一部分竞争对手排除在外———在此情况下，社会效率必然会降低。

　　但是，由于就业形势严峻，加上习以为常，许多人默认了歧视性条件的存在，不敢对用人单位的就业歧视提出异议，这种情况加剧了就业歧视的蔓延。甚至有人认为，设置一些歧视性条件，是其选拔人才的自由。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用人自主权绝不能滥用。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反歧视法中，对用人单位的自主权进行了限制。用人单位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其选拔人才的权利，而不能随意增设歧视性条款。

　　应该认识到，就业歧视是违法行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重要的是通过惩戒措施，促使人们遵守这些规定。许多人建议出台《反歧视法》，在目前就业歧视十分普遍的情况下，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

　　反就业歧视，不仅是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建设

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之一。反就业歧视，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