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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志疆
先讲一个我本人的亲身经历。几年前的一天，我和朋友逛街的时候买了两串油炸羊肉串。朋友吃得快，吃完后随手就将竹签丢在了路边，几乎就在竹签落地的同时，一位大妈快步赶上揪住了朋友，“罚款5元！”交完罚款后，旁边一人说道，“大妈也不容易，都跟了你们俩老半天了。”乱丢东西理应处罚，但是大妈这个“跟了老半天”却让人心里委实不痛
快。
大妈这种做法放在今天有一个比较时髦的名称———暗中执法。虽然都是执法，但由于身处“暗中”而使得执法本身改变了味道。执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执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相一致，处罚绝不是执法的唯一目的和最终目标，而是实现执法效果的辅助手段。因此，执法所具有的功能不仅仅是制裁，同时还要有警示和教育的作用。而暗中执法“以罚代管”甚至是只“罚”不“管”，将执法变成了赤裸裸地“执罚”，不得不让人怀疑其动机和目的究竟何在？
据说2005年，北京的各类交通违章罚款总额已达到十亿元，平均每辆北京牌照的汽车400元，在这数额巨大的违章记录中，大多数都是通过安装在城市道路上的交通“电子眼”记录下来，并通过非现场执法实现的。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杜宝良百次违章”事件，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激烈的讨论。
如果杜宝良遇到的是一位民警而不是“电子眼”，结局又将会是如何呢？可以想象，发现违章之后，民警首先会及时制止，然后是批评教育、开具罚单。有了这样一种经历，相信任何一个司机都不至于在同一地点反复违章达105次之多。不难看出，电子眼作为“电子警察”，虽然具备了罚款的职能，但并不能及时履行警示、教育之责，因此即使不能说它是不称职的，起码也是不完全称职的。
要想使电子眼真正发挥作用，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是，能否让电子眼像民警一样亮明了身份执勤，而不再是遮遮掩掩地躲在暗处执法？亮明电子眼的身份，不仅可以使电子眼具备了警示、教育的功能，而且满足了公众基本的知情权；更重要的是，公众通过这一举措可以真切地看到，电子眼所要履行的职责和民警一样依然是维护交通秩序，而不仅仅是为了罚款。
至于一些人提出的个人隐私问题，我本人是这样理解的：既然是在公共场所活动，自然难免会被人看见，连茫茫人海之中无处不在的人眼都不害怕，难道还会害怕区区几个“电子眼”？因此我认为，他们的担心并不在于自己的行动是否被电子眼看见，而是电子眼在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看，以及看到之后又会如何？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在街上行走，不小心被路上的石头绊了一跤，而这双眼睛从此以后就时刻注视着那块石头，默不作声地等着看人摔跤。那么，这双眼睛岂止是令人“害怕”，简直是令人生厌。说到底，公众的害怕还是在于担心得不到警示导致自己做出错误的举动，而虽然有人看到了自己的错误举动却并未及时制止，以至于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次次重复错误而不自知。
设置电子眼的初衷是打击违法犯罪、维护公共秩序，因此对电子眼感到害怕的应该是不法分子而非普通市民，当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也纷纷对电子眼望而生畏的时候，起码可以说明电子眼在使用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在人性化执法已成为一种共识的时候，我们也许应当考虑，电子眼是否也能够做得更加人性化？电子眼虽然只是简单的机械，但其背后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执法者，如果是以冷冰冰的机械为理由摒弃人文关怀的内核的话，难免会令人怀疑，电子眼的目光究竟放在了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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