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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仲志远
历时7年之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仍然不改其初衷，一再为中小板大声疾呼。2006年4月8日，他和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先后在深圳“第八届风险投资论坛”上表示，要尽快恢复中小板的融资功能，再次启动其新股的发行，早日进行创业板的试点。
1999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公司法》修正案之际，成思危明确提出可在主板设立一个科技板块；2001年秋天，他首倡二板市场的“三步走”战略，建议不要匆忙推出创业板，不能把风险投资者应该承担的风险转嫁给股市投资者，并披露了国务院对创业板的意见分歧，中央政府没有推出深圳创业板的确切时间表。这瓢泼向那些急于圈钱的企业家、券商和风险投资商的冷水至今仍然令人记忆犹新。
深圳中小企业板早已经全面完成股改。成思危呼吁，中小板现在不能停滞，要稳步往前推进。如果实施IPO扩容的话，就应该从深圳的中小板开始，这样既不影响整个股市，还能够支持创新型高科技企业的创新。徐冠华则建议中小板可率先进行新老划断，探索全流通条件下的新股发行机制。
重新启动新股发行一直是证券市场人士关注的焦点。时至今日，主板市场的股改已经过半，甚至个别已经进入收官阶段，证监会不能无限期停止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而中小板既然是内地资本市场制度性改良的“试验田”，就应该最先重启IPO。如果中小板能够平稳地完成新老划断，新股发行不一定就会引发二级市场的过度消极反应，主板市场直接融资的闸门重新开启也水到渠成。
然而，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与积弊已经延续了十来年，既挫伤了主板市场的融资功能，也遏制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成了内地高科技企业和社会资本结合的最大瓶颈。高科技企业固然有其自身的融资特性，但美国纳斯达克却已经为之擎立了样板。不过，近在咫尺的香港创业板的运作却每况愈下。深交所曾经声称要向谋划已久的中国纳斯达克迈进，但在遭遇了三番五次的“戏剧性”进退之后已经拒绝应对外界的质询，令人狐疑的是，深圳究竟能否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
深交所：纳斯达克遥遥无期？
圳要成为纳斯达克，恐怕100年之后都不行”，熟谙《证券法》条款的深圳某上市公司法律部主任、资深律师肖芳华先生在《资本市场》记者面前如是感慨。——说出这番话的时间就在2006年4月14日晚上9点左右。在他对面就坐的恰恰就是证券公司的老总。“如果真的要照搬美国纳斯达克的一套标准来运作的话，深圳根本就别想指望，除非人大法工委再就《证券法》作出相当程度的修改”。身为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肖芳华律师已经在深圳的几家公司里有了多年的阅历，特别了解上市公司的内情。
不过，深圳本地的证券公司老总还是对此持有乐观的期待。“问题是要开创什么样的纳斯达克，如果又是中国特色的股市，那当然就容易得多了，甚至马上就可以鸣锣开市，哪里还需要费那么多周折”，一名证券业界的人士玩笑道。
1999年，创设于1971年的美国纳斯达克如火如荼，正在5000点的历史高位上高歌猛进，微软、雅虎等一大批财富新贵的神话随之问世，而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并于1999年末正式推出了创业板。
1999年8月20日，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要培育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优先支持有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适当时候在现在的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专门设立高新技术板块。”此一规定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板块以及创业投资的规则与全国人大先前审议通过的《公司法》略有冲突。199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修改《公司法》，就高新技术板块上市公司专门增加了一款：“属于高新技术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以工业产权和非专门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占公司注册资金的比例，公司发行新股、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国务院的这一决定被认作是内地酝酿创业板的标志性发端，尽管此前深交所和学界已经着手就此研讨过数次，深交所已从1998年开始研究进行创业板市场试点的可行性方案，1999年1月向中国证监会正式呈送了立项报告以及实施方案。此后，高新技术板块就在接二连三的讨论中改成了“创业板”的称谓。2000年年初，内地各界对创业板的态度迅速升温，到了当年3月中旬，时任国家科技部部长的朱丽兰公开透露，深沪两个交易所创立高科技板块的工作进展很快，证监会和科技部也在加快步伐。显然，在给高新技术企业设计融资市场规则之时，美国的纳斯达克与香港联交所的创业板无疑就成了中国内地深沪两地交易所现成的样板。一场抢夺创业板市场的较量从此就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之间展开。
不过，深交所与上交所的明争暗斗并非仅仅始于此，相反却由来已久。这一场没有硝烟的角逐始终伴随着中国内地股市的创立，起伏跌荡乃至峰回路转，绵延至今。
特区“内地化”的尴尬
深沪两地交易所暗地里的“创业板之争”你来我往，难见胜负。到了2000年年初，形势日渐明朗，深圳似乎终于在角逐中胜出，取得了创业板的资格。不过，这一暂时的胜利似乎来得太快。当时，深圳证券业界人士猜测，深圳很可能需要在未来数年内将深圳主板并入上海作为一个补偿。果不其然，2000年一年间，证券市场里风传深交所即将并入上交所的小道消息，而且甚嚣尘上……
深圳创业板的名号曾经一度响亮。实际上，“经过一番权衡利弊的考虑之后，证监会最后还是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将创业板折中地改称中小企业板了”，兴业证券投资银行总部董事总经理张玉忠虽然没有细说证监会决策层的内幕，但深圳证券业界的人士显然心知肚明，成思危副委员长的意见占了主导，中小企业板只是主板中的一个板块，并不独立，离真正的创业板还有相当的距离，是创业板启动的“第一步”。而且，深交所所面临的还是自其创立至今的死对头——上交所。
“关于深圳创业板的来龙去脉，《深圳，你被谁抛弃？》那篇当年轰动一时的网络文章说得一点没错，你可以全面了解到深圳的前世今生，尤其是2003年那一段时间”，一名深圳证券业的资深人士在私下闲聊的场合里仍然不忘向记者提及这桩往事。2002年11月25日，作者为“我为伊狂”的这篇网文出现在“深圳热线”，短短数天内的点击率直逼数万，成了2002年12月深圳各界人士反思深圳自身的中心话题。
深圳的历史太短。1979年7月，深圳与珠海、汕头、厦门同时被国务院确定为四个经济特区(1988年4月13日再度确立海南经济特区)。当年，深圳设市，1980年设立深圳经济特区。深圳，这个国家副省级计划单列城市，原本就是南海边上毫不知名的小渔村，与香港一河之隔，水陆相连。现辖特区内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四区和特区外宝安、龙岗两个行政区。
深圳经济特区是作为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而设立的。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找，杀出一条血路来。”筹措资金就成了深圳金融业首当其冲的历史使命，中央政策的倾斜与优惠立竿见影，深圳金融业马上就在银行、证券、保险等诸多行业领域里创造了中国金融史和经济史上的一百多项“第一”。
1986年11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由深圳招商局出资人民币1亿元，组建了中国内地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作为股份制的先行者，招行于1987年4月8日在深圳蛇口正式挂牌。
在特区政策的倾斜之下，深圳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当初开设或吸引金融机构，深圳在落户、税收、用地等方面给予了很大的优惠；现在上海、广州、深圳三个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特别厉害，金融产业已经被列为深圳的支柱产业，为了应对上海、广州的竞争，深圳到处组建‘金融园’，将金融机构争到自己区里”，深圳市证券业协会的一名秘书长对《资本市场》记者说，“因为金融机构不需要很多，只需要人才的聚集”。
“不过，深圳现在已经失宠于中央政府。虽然与其他地方相比，深圳可算是‘小政府大企业’，产业也较为包容，但没有了政策的倾斜，深圳就没有了吸引力；再说，深圳早已经很‘内地化’了，效率远不如原来，像深交所就很官僚的，工资倒很高”，这位证券业协会秘书长很坦率地评价他的同僚。
第一只股票与“名分”之争
1987年5月，尚未组建的深圳发展银行发行筹资股票，第一张股票面市。这只股票的发行几乎依赖了深圳市政府的“动员”与“摊销”；而第二只股票的发行，证券公司还是被迫“吃”下了推销不出去的150万股无人问津的“滞销货”。不过，第一代深圳老股民几乎都是手持深发展的股票走进股市的，也从中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后来就有研究者说，深发展就是深圳股市发育的一个重要开端。
1987年12月28日，深圳发展银行成立伊始就成了1949年以来第一家向社会各界公开发售股票的商业银行。在很短的时间里，以股票为主要内容的证券市场在深圳异军突起，高潮频仍；而那时在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股票也屈指可数。1990年深沪两家交易所组建之时，中国内地只有13只股票，即上海老八股和深圳老五股。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领先上海证券交易18天。深圳证券交易所自此开始集中交易。在深交所挂牌的“老五股”与上交所的“老八股”一起成为中国内地第一批正规的上市公司。不过，深交所的成立时间存在几个版本：1989年11月15日筹建，1990年12月1日试营业；1991年4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组建，7月3日正式成立；而上交所的成立时间则相当明确：1990年1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12月19日正式开业。到底谁是内地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其中的玄妙也许就在于两地在中央政府心目中的地位所致。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后来自嘲，“至于上海、深圳谁先建的证券交易所，我打个比喻：如果孩子出生早，是我们；如果出生证领得早，是他们。”
深沪两地筹建交易所的时间几乎是平行的。深圳毗邻香港，深交所在国贸大厦筹建时完整借鉴了香港联交所的做法，痕迹十分明显。比如上市挂牌、交易规则等，甚至连使用的股票代码也与联交所一脉相承；而同期上交所的筹建又到深圳取经，照搬了深交所的规则，股票代码倒由4位数改成6位数了。虽然深交所筹建在上交所之前，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却在11月26日批准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将深交所推到了隔年的4月11日，这一搁置无形中给了深交所一个打击。
深沪两个交易所就为谁是“第一”的名分各自较劲。难以想像，这次开业之争从此拉开了其后十几年的竞争序幕。在大盘走势、上市服务甚至成交额上暗自较劲，两地券商、机构以及政府部门各为其主，即使交易所本身也不惜违规介入，加剧了两个市场的波动与市场风险。1995年3月，上交所的成交额开始大幅超过深交所，风头无两；而深交所则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使交易系统更加完善安全，同时为上市公司提供周到的优质服务，吸引了各地新公司选择深交所作为上市地。……到了1996年8月，深交所的成交额开始全面超过上交所。是时，行情强劲，股民穿梭，股评家口若悬河，暴发户豪迈低调，深圳股市人气之旺令人瞠目结舌。据外电报道，1996年深交所以174.92%的傲人涨幅跻身于全球股市排行榜的冠军宝座——这是深交所的巅峰时期，足以让上交所英雄气短，耿耿于怀；而且一直持续到1998年1月。
创业板让深交所悬空
1997年以后，中国证监会定下了“上海先上一家，深圳再上一家”的不成文规定，不再允许企业自主选择上市地点，上交所终于在1998年得以缓过气来，超过了深交所；而此时深圳的综合类证券公司有9家，逾全国总数1/5之多；证券经营机构202家；证券投资基金公司5家，占全国总数40%，资产规模达180亿元，是证券投资基金最集中的城市；同时，深交所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规范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程度不断提高，意欲成为全国性的证券市场对深圳来说似乎是踌躇满志。
“以前深交所与上交所都是差不多的，规则都一样”，深圳市证券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冯玉女士如是评价。既然如此，中央也就有了深沪主板市场合并的考虑。不过，深圳市政府觉得，如果深圳可以开设创业板，深交所还可以卷土重来。
谁也没有想到，深圳的创业板进退维谷。
2000年夏，深圳艰难地获得了主板暂不并往上海的承诺，其代价就是深交所从2000年10月起不再发行新股。主板停发新股对深圳金融业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此后深圳证券业就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境地。
主板失意，倒是创业板还能给深圳股市带来一些憧憬。2000年8月，深交所全力筹备创业板市场；10月，时任深交所副总经理的胡继之还发表了《创业板市场与深交所使命》的演讲。与此同时，两百多家企业已经申请上创业板，券商、咨询机构、审计中介也都接洽了大量的拟上市公司，就等证监会的一纸通知了。
然而，创业板的推出时间一直未定，市场各方也推测不断，但创业板依旧“犹抱琵琶半遮面”。
2001年初，美国纳斯达克的神话破灭。内地理论界就创业板爆发争论，对国内是否具备开设创业板的条件迟迟难以定夺，生怕创业板出现比主板更大的泡沫，监管水平也未必跟得上；而证券市场内也掀起了“股市赌场论”的争执……，深圳创业板的推出时间也就没了下文。
2001年11月6日，出访文莱的国务院总理朱 基称，中国证券市场尚未成熟，需要将主板市场整顿后再推出创业板市场。——寄托在深圳创业板上的各种梦想此刻猛然破灭，创业板再度搁置；而二级市场持续大跌，内地证券业已经深陷寒冬，证券机构纷纷开始裁员、减薪，甚至撤离深圳，涌往上海。
创业板迟迟难开是继新股停发之后给深交所又一沉重打击。空间逼仄，士气受挫，人心思动，一批高管和业务骨干纷纷离开了深交所；人才的流失使之曾经拥有的人力和技术优势逐渐消失。
2002年以来，创业板的推出被无限押后，深圳市政府的努力难以奏效；而号称为深圳市的“四大金刚”——金融业巨头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与高新技术产业骨干中兴和华为——又频频爆出“迁都”的传闻，此外，中信证券总部回迁北京，成立于深圳的汉唐证券总部已迁往上海。
“官场经济”的主导与掣肘
上交所与深交所为何如此较劲？甚至不惜放下身段争取名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深沪两个交易所的争执根本不是表面上单纯的创业板市场之争，可以说，其背后的动机就是抢夺中国内地金融中心的主导权。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目前谁也无法撼动，而内地金融中心的竞夺者还有北京、天津甚至重庆、沈阳、武汉等地。上海有着深厚的商业金融积淀，近代以来就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当年的上海外滩上布满了国际金融机构，这一点只有天津可与之匹敌。因此，两大交易所真正较量的对手其实就是深圳与上海两个地方政府”，一名与记者相熟的北京经济学者解释其中的原委。
深沪两大交易所的名分被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一纸批文定局；而就在两所为成交额你追我赶之时，“创业板”的拉锯竞夺又重上教场。1999年，风险投资概念火爆全球，纳斯达克市场疯狂飙涨，香港创业板也随之问世。上海和深圳争相向国务院与证监会力陈自身优势，争夺设立内地的“创业板市场”。研讨会一时铺天盖地，专家和学者奔走鼓吹风险投资，游说中央政府，论证自己设置“二板市场”的资格。当时的候选城市就已经有北京、武汉。直到2000年上半年，深圳才在角逐中侥幸胜出。
在简单的加工产业北移东莞、惠州之后，金融产业与高科技产业已经成为深圳不可或缺的支柱。金融产值占深圳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左右，利润几乎达到全国的四分之一，对其他产业的支撑也不可小视；而上海金融业利润则占到全国四分之一强。当时传闻深圳的主板市场将合并到上海。对深圳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巨额资金北流，也使刚刚站稳脚跟的区域金融中心地位岌岌可危。
2000年夏天，深圳市政府官员在北京陈情斡旋，最终力挽狂澜，使撤销深圳主板市场的悬念暂时落空，但深交所从2000年9月起不再发行新股。既然深圳不发行新股，深沪交易所也就不会有成交额上的竞争。在两大交易所合并的趋势下，以往的所有纠葛似乎也就烟消云散了。
“深沪之间的争夺与掣肘当然不仅仅是‘面子’之争，而是金融话语权之争；在这一点上，能够与上海一争短长的只有北京了”，上述经济学者说。深圳既没有传统工业基础，资源也相当缺乏，想以金融产业与高科技产业挽回往日中央政策倾斜时的经济成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与图谋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爆发一场延续十来年的明争暗斗，深圳市政府算是领教到了厉害。“不是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而是行政权力干预所造就的内地资本市场格局，往往容易受制于政府意志”，“官场经济”概念的首创者、国信证券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投资管理总部总经理钱海章博士对此颇为感慨。
不过，主板停发新股还是让深圳遭受了一次重创。新股申购资金冻结的利息收入骤然蒸发，一级市场筹资功能丧失，市场交易量半死不活甚至递减，二级市场的资金也随之逐渐流失；深市规模的总市值、流通市值、上市公司数量等主要指标均呈负增长。2000年以后深圳依然是金融重镇，但显然已经停滞不前。创业板准备充分却又迟迟难以面世，基金业也开始北迁上海寻求发展。
2002年10月30日，黄金交易所在上海、深圳和北京等城市一番角逐之后落地上海。先前深圳已借助邻近香港的优势成为中国内地黄金珠宝首饰加工制造、流通和辐射中心的“黄金之都”黯然神伤，幸亏当年北京并无强烈的金融中心企图，而深圳在遭遇上海的角逐之后再度折戟而返。
深圳的黄金加工和流通中心地位是由市场形成的，是香港这一世界排名第二的黄金加工基地向内地转移时形成的，金交所在上海开业使中国黄金市场形成上海定价、深圳交割的格局，这对深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金交所势必会吸引更多的海内外黄金企业向上海聚集，深圳黄金加工企业也有北移的可能，毕竟交易成本和交割时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深圳的优势将有可能逐步减弱。深圳市政府曾经向当年到访的国务院高层领导提出，在深圳建立黄金交易分场，但遭到否决；与此同样命运的还有创业板。
此外，深圳的基金业此前堪执中国基金市场之牛耳。不仅数量最多，管理的基金数量和总规模也超过了全国其他各省市之和，仅资产总规模就达了703.34亿元，超过了其他各省市 678.87亿元的总和。除证券投资基金外，深圳的创业投资基金也足可引领中国创业投资之前锋。创投机构的数量、创投资本总额和项目投资金额等各项指标均居全国之首，已成为中国创投业最活跃地区。
由于深圳主板市场萎缩，创业板迟迟延后，无论是证券投资基金还是创业投资基金都受到了较大制约，深圳基金业的形势不甚乐观。致力于创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显然也有意图成为全国的基金中心，希望将国内其他地方的基金公司“挖”到上海。深圳基金业难免顾此失彼，蠢蠢欲动。即便是1991年6月10日成立于深圳的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也在1999年撤并到上海。
从主板、创业板、金交所到基金中心，以及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深圳的对手一旦碰上上海，最后的结局几乎只有落败……目前期货、黄金、外汇调节中心都在上海，客观上是中央政策的倾斜。曾经享受过中央各项金融政策的深圳难免会牢骚满腹。当政策的优势完全撤去，深圳的弱势显而易见；当深圳还原为一个纯粹的城市，特区也就无可足观。
1990年代，中央给予了上海比特区还特的优惠政策。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及其他优惠政策的倾斜，上海连年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以吸引外商投资。而且，上海市政府挟国际金融中心战略展开了主动攻势，力邀一些商业银行的总行逐步汇聚上海，并积极与银行高层进行过实质性商谈。其中，深圳本土的招商银行有意“迁都”恐怕就不是空穴来风。
深穗：区域金融中心纠葛
2003年1月13日，时任省长的卢瑞华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广东省将构建广州、深圳两个区域金融中心。广州坐拥华南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物流中心，又与深圳、香港近在咫尺，也有地方代表将深交所迁往广州的提案，此举遭到了同样定位为区域金融中心的深圳市的质疑，被深圳方面指斥为“地方保护主义”。
1990年代以前，广州是毫无异议的华南金融中心，而1990年代以后，广州的发展速度缓慢，倒是深圳借助特区政策优势迅猛崛起，尤其是深交所成立之后，深圳一跃成为华南甚至全国的金融重镇，甚至盖过了广州。
深圳应该不会坐视广州独大，至少会攥着深交所绝不撒手。虽然深圳同广州的竞争是不由自主的，但悬而难决的创业板仍然给了深圳一丝希望。
实际上，广州、深圳的金融中心之争由来已久。1997年，广东省省委、省政府曾专门组织过专题讨论，众说纷纭之后并无共识。在珠三角200公里的范围内，现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另外再构建两个区域金融中心，这一思路值得商榷。虽然说广州是区域性的金融中心，资金总量、经济总量也都比深圳大，也有很多证券机构，而且证券交易所当初选择深圳特区，也只是“试验田”的标本，但是，“对于中央所给予的政策倾斜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的深圳而言，失去了深交所，恐怕以前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深圳大学一名研究特区港澳经济的学者对《资本市场》记者说。
鼎盛之时，深圳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的数量在全国排名第一，而且多年来与香港的业务往来频繁，证券、保险、银行、基金等方面的紧密合作，无形中延伸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不料深圳则因主板停发新股、创业板迟迟未开等因素而落伍，使华南金融中心的地位遭遇到了质疑。
香港：挺进内地的迟疑
深圳在内地所处地位的尴尬，以及在珠三角经济区域竞争力的下降，表面上看，是因为当初中央施与的一系列优惠政策逐渐丧失。与其说政策的丧失使它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还不如说深圳本身就是脆弱的，甚至是不堪一击的。实际上，深圳的经济特区使命完结之后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特区特权一旦旁落，内地政府部门效率低下等官场陋习卷土重来，重新占据了深圳。这一点与香港仍然有着天壤之别。倒是香港历来将自身定位为亚太金融中心，特别是东南亚金融中心，并无尴尬。
尽管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由来已久，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就使其经济一蹶不振，地产泡沫导致租金及薪酬上升，削弱了其作为金融中心的竞争力。依托内地尤其是珠三角的经济形势，香港逐渐恢复元气。实际上，CEPA之后，香港自然也成了珠三角的核心和枢纽，“深圳的配合可使深港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核心，但香港自有中央政府驻港办协调内地事务，深圳的想法再多也可能是一厢情愿”，研究特区港澳经济的学者如是解释。
深圳的崛起曾经得益于1990年代之前的“香港因素”。但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深圳产业结构开始转型，香港没有及时介入，也没有分享到深圳产业转型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成果。曾有学者认为，深圳与香港可以携手共建华南和南亚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深圳的条件虽然不如广州，但深圳区位上尴尬实际上也是深圳经济的尴尬，金融证券业也未能例外，因为深圳存在着地缘经济的局限性——夹在香港和广州之间，香港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广州又是华南的门户、珠三角的枢纽，而深圳在特区的光环褪去之后，拔剑四顾一脸茫然，究竟何去何从？
“未来中国的金融中心当然可以不局限于少数几处，像京津唐、长三角以及西北和东北都可以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极；而深圳可以建成区域性的经济中心，但必须与香港错位发展。比如深圳可以建设成为区域内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香港可以一如既往，既是金融中心也是物流中心，只要深圳的服务对象与香港有所区别，错位发展即可互惠双赢”，北京的那位经济学者说。
然而，深圳方面的努力并不能获得香港的首肯。譬如，深圳曾竭力促进深港之间24小时通关，以方便港人北上消费，但香港方面的反应颇为冷淡。香港似乎对深圳警惕有余，而合作不足。1999年香港搞创业板，深圳提出可以将香港的创业板设在深圳，但香港方面不置可否。后来香港的竞争力日渐下降，经济持续萎靡，却因为错过了与深圳的合作而使其优势丧失殆尽。
深圳的迷茫与乐观
2003年前后的深圳上下迷茫，甚至失落。“我为伊狂”的网文就代表了当时深圳人的集体情绪。就在深圳前途暗淡甚至焦躁不安之时，传闻四起，深圳的一些金融企业和人才将目光抛向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失去了中央政策的倾斜与庇护，深圳显然已经落于下风。没有了政策优势，又受制于经济地理条件，深圳的这种劣势在与上海、广州以及香港的竞争中越来越明显。
深圳的创业板自从2002年被搁置之后就没了音讯。据深圳证券业界的资深人士回忆，当时创业板的无限推迟实际上恰恰就是出于中央政府对香港创业板市场的考虑。证监会认为深交所的新股发行将会对香港股市特别是二板市场产生冲击；而香港此时的经济已经深陷低迷许久，而且街头巷尾对普选的热情颇为高涨。敏感时期稳定为先。
据经常出入香港联交所的深圳业界人士说，香港金融界一直对深交所的创业板定位相当关注，认为深港毗邻，两大市场难免相互竞争；而且当时前往香港创业板上市的内地企业越来越多，如果深圳开设创业板市场，对香港会有影响，深圳获益也不大。中央政府在权衡香港方面的意见之后，随即将深交所的定位由创业板改为中小企业板，甚至预留了二三年的过渡时间，逐步培育规范的创业板市场。
2004年5月27日，苦苦等了4年的深交所举行了中小企业板启动仪式。6月25日，8只新股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挂牌，当日全线飘红，股民奔走相告；6月28日，8只股票在这一天集体表演高台跳水，全线跌停，拖累大盘跌破1400点；阴影笼罩着深交所，各种渠道的谩骂声不绝于耳；7月1日，3家公司股价因跌幅偏离值超20%而停牌。
此后，中小板上的“新八股”延续了持续性的反复下挫，后期上市的中小板也前赴后继地震荡下跌，股价水平跌掉大部，平均市盈率已经接近主板市场。人们对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过高预期经受了大喜大悲的情绪激荡。2005年4月29日，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股权分置改革试点自此揭幕。中小企业板的上市发行暂停。2005年11月21日，最后一家参与股改的中小板公司黔源电力股东会高票通过了其股改方案。50家中小板公司的股改圆满落幕，中小板率先进入了全流通“G时代”。
主板市场就是前车之鉴。1990年证交所创立之初股权分裂，以保全国有资产的增值为理由，没有实行全流通，将近70%的股本被封存为非流通的国有法人股，30%的流通股则承担了上市公司的所有市值，导致股价虚高，市盈率倍增，虚火旺盛。“深交所中小板市场同样延续了主板市场的制度设计，妥协于现有的法律制度，使得中小企业板的门槛过高，上市条件定得太高，与主板市场的规则一脉相承，股价虚增的泡沫风险显而易见，所以想不崩盘都难”，一名深圳证券业界的老总坦言，“所有的累年积弊不解决，搞多少个交易所都无济于事，开多少个板都难免重蹈覆辙，虽然有这样那样的说客替深交所、深圳市在中央政府面前游说，但说到底，所有的问题仍然会回到最初的原点，甚至集中爆发出来”。
深交所主板市场至今暂停了近6年，而中小板的新股发行也已经停了1年。深交所外的深南中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深交所楼内几乎门可罗雀，甚至拒绝了外界对此的追问。《资本市场》记者2006年4月14日抵达现场探访，也只能逗留在二楼。记者辗转从深圳证券界朋友处获得的消息是，深交所证管办既不接受任何询问，也对所有的质疑无心应对，甚至语调冰冷，无可奉告。深圳证监局信息调研处的王磊博士4月19日接受采访时也没有什么好声气，一番前后冲突的宏论之后对深交所的中小板就只有一句话：“我们没什么看法”。
“深圳中小板的规模小，市值小，佣金少，收入对深交所很不利；中央只准上交所发新股，深交所的地位都被边缘化了，——这都是政策性的因素”，国信证券的钱海章博士对记者说，“现在是定价的迷茫期，不知道用什么定价，要看港股，看老外来定价。说实话，深圳交易所现在的处境确实相当尴尬，当然上海交易所的处境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都尴尬；因为外面股市的市值大，内地股市的整体市值与GDP的比例要比国外低很多，倒是内地的两个证交所明显成了一种附庸。譬如我们现在都是看着港股炒A股，而港股则又是密切关注着美股(纽约交易所)的一举一动”。
事实上，港股和内地股市的连动性已经非常明显，如果港股下滑，那么内地也将在顷刻之间受到波及，而港股同样紧盯着美股。“内地股市边缘化之后就成了香港股市的‘影子市场’”，华林证券投资部总经理杨华初博士感慨。“不过，中小板对中国更重要，也比主板更有活力，我很看好它”，钱海章博士说，“中小板股改已经完成，百分之百正常，我对此很乐观；一旦IPO放开，想象的空间就更大了”。
仓惶大市
信证券投资管理部的总经理钱海章博士是专业的操盘手，管理着公司十几个亿的基金，办公室桌上一连摆放着四五部电脑，时刻关注着香港联交所与美国纽交所蛛丝马迹的变动。在接受采访的间隙仍然时不时地听取手下人员的汇报。
“看着港股炒A股，港股又紧盯着美股，一旦美国投资者瞄上了内地的某只股票，港股就会反过来抢购，因为内地这几年国民经济增长很快。前两天胡主席访美时不就说国内GDP已经上涨到了10.2%嘛”，4月18日，钱海章博士向《资本市场》记者解释当下中国内地证券业界的现状。“内地股市很早就成了香港股市的‘影子市场’”，华林证券投资部总经理杨华初博士的话恰恰也印证了他的断言。
早在2005年12月1日的深圳第四届中小企业融资论坛上，资本市场研究会主席刘鸿儒先生曾经就深沪股市面临的边缘化、空心化危险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激烈地指斥过中国证监会的IPO发审机制及其审核寻租的弊端。
深交所曾经十分惨淡。“2000年停发新股之后，就没有好企业过来上市了，内地好一点的企业都跑到香港上市去了，那里的门槛低，监管到位，又是国际化的市场；水比较深，是国际投资巨头常常出没的地方；而且联交所的市场结构、投资者的结构以及市场的定价都大不一样；内地的主板市场无法反映出应有的定价，而且还需要漫长的排队、证监会的公关活动……；此外深沪两地股市水也不深，卖不出好价钱；更多的还不是市场定价，而是行政力量定价；保荐机构根本就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深圳证券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冯玉介绍深交所眼前面临的窘境，“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苦恼，即使上交所也差不多是这样的”。
内地股市症结
深交所与上交所都成立于1990年，无论上市对象、标准、规则都几乎一致，在国际上是绝无仅有的，都是由中国证监会核准的。2000年以后，中央政府明显倾向于上海，由上交所发行主板新股，而深交所则暂停主板新股，筹备创业板。创业板久拖未决，直到2004年5月27日才获得中小企业板的发行资格，6月25日开盘之后全线溃败，后来在全流通的市场预期中仅有个股出现意外反弹。2005年4月29日，股权分置改革试点。
“10年以后再回头看股权分置，就会觉得它是中国内地证券市场最大的一场革命”，钱海章博士如是向记者预言。不过，在股权分置之前，内地股市无疑就是广大流通股股东们不堪回首一场噩梦。
据前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掌握数据显示，股市的保证金市值最高时曾经达到7000亿元，目前只剩下不足2000亿元，仅此一项就流失5000亿元；而近几年来股市流通市值大幅度下降，大约减少了10000亿元的市值。如此得出的保守数字是，证券市场大约流失了15000亿资金。
另据民间股市代言人张卫星先生截至2004年底的统计，中国内地股市问世14年以来就有7000万开户股民向股市投入了24500亿元。股市特有的股权分裂经垄断管制所产生的“二次溢价”截流，以及世界最高水平的印花税交易费，此外，还得承受其他诸如内部职工股、转配股、国减股、遗留问题股、债转股等负担，到达上市公司内部的实际只有8500多亿。很显然，投资者总体付出是24500亿资金。也就是说，投资者只有三分之一的资金借“融资”之名输送到了上市公司，其他巨额的资金都在繁杂的中间环节蒸发得无影无踪，而这所谓的中间环节其实就是证监会制度设计上留下的黑洞。以至于众多股民穷其所有积蓄，最后只落得一个血本无归的下场；以至于许多年来经过洗礼的股民纷纷将其资金抽出，转而投向房地产市场，或者投资政府债券，像远离瘟神一样远离了股市。
2004年6月25日开盘的中小企业板，是在两个基本前提不变的情况下推出的，即法律法规与上市标准一如既往，仍然延续了主板市场的所有规则；虽然名为中小板，而实际上仍然是挂在主板市场之下的一个板块，只不过规模小了一些而已。上市之后再度重演了主板市场跳水、暴跌、停牌甚至摘牌的历史，再度受到了股民的谩骂，甚至唾弃；而目前已经完成股改的中小企业板在全流通的条件下将会有何种面貌出现，依然值得人们期待。
海外上市隐衷
就在深交所停发新股之后，内地企业纷纷绕道香港以及海外上市，势头十分迅猛，而且竟成了一种潮流，甚至时髦。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00年至2004年间，内地中小企业就有39家中小企业以H股和红筹股形式登陆香港创业板。现实的态势是，近几年大量优秀内地企业到海外上市，内地股市渐成次级市场，甚至“影子市场”，在海外股市的阴影里讨生活，恶性循环周而复始。
据统计，截至2004年底，内地共有296家企业赴香港、美国、新加坡交易所上市，总市值达3492.04亿美元，而同期的深沪两地交易所1377家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折合美元才1413.38亿，海外市场已是内地市场的2.47倍，海外市场规模大大超过了内地市场规模。
“与海外股市相比，内地股市固然缺乏竞争力，留不住企业，但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而是制度性的缺陷，这一点主要就在于证监会对企业首次发行融资的审核时间长，审核结果不确定性太大，不可预测，尤其是人为的行政干预过多”，深圳的一名资深的证券业人士在私下的场合告诉记者，“需要超前支付的辅导、审计、评估、法律咨询等改制的成本不说，即使企业通过发行审核后，到真正上市仍要耗费漫长的时间，一般需2年，长的甚至多达3至4年；结果一旦真正上了市，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可能已经变化，原先的投资项目也成了明日黄花。再说，内地股市发行上市门槛高、层次的丰富性欠缺，再融资的条件极其苛刻，种种因素反而严重制约了优秀企业到深沪交易所上市的积极性”。“说实话，在国内上市的隐性成本太高，而在海外上市的显性成本也挺高，尤其是后期的维护成本较高”，钱海章博士深有同感。
“香港联交所的股民结构与内地大不一样，它没有散户，大部分都是机构投资者，其偏好并非IT公司，而是传统产业；即使在创业型的公司中，IT公司也不再被关注”，第一上海证券公司的执行董事邱红先生常驻香港，甚至比了解内地还多，“机构投资者会因为风险投资的性质而尽可能地了解并掌握拟上市企业的经营状况，甚至和其管理层交往得更为紧密，接触之后就会判断上市公司的潜力以减少风险；而内地的还有较多的散户投资者，深交所一般则对小盘股有天然的偏好……，此外，内地的定价没有依据，甚至完全缺失，丧失了价格指标的作用；而且，内地的法律制度自有它的缺陷，一部《公司法》修改了那么久，居然不见什么改进，创新的步伐还是太慢”。
“尽管海外上市的显性成本较高，而且维护成本也不菲，但我依然觉得海外上市有它相当的必要。譬如国有银行的改制上市我们就不能一口咬定它有贱卖的嫌疑，我们买来的是一个机制的变化。只要它在国外上市，政府就影响不了它，它就不可能还像以前那样是政府随意支使的金融工具——所有的经济问题都与银行密切相关——只要政府侵害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就会遭到来自国外的集体诉讼，这一点有利于国内的‘经济民主化’，甚至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就内地资本市场的前途而言，钱海章博士觉得自己是个极端乐观主义者，“海外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以及国有银行的海外上市都将会引入战略投资者，这就会使得政府不可能干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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