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原的告别

　　文/ 管如莉 陆小花

　　春节过后，北京富凯大厦22楼李青原的办公室空荡荡的。据说，54岁的李青原已经从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目前正在海南写书，新书的内容和金融相关，此前她曾说过，要把她当年的博士论文重新编撰成书出版。头上戴有博士衔、在资本市场轻松游走的李青原始终是聚光灯下的“宠儿”。可在股权分置改革船到中流、将可赏花摘果的时 候，鼓吹股改最有力的人物之一的李青原却离开了证监会，不得不让人们产生许多遐想：是激流勇退，还是尴尬离去？

　　钟情资本 二进证监会

　　如果要写一部中国证券编年史，李青原可要单列一章，她不仅是创立中国证券的元老，还是中国资本市场呼风唤雨、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李青原来说，资本市场不仅仅是她付出智慧的一项工作，更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事业。她的执著、她的痴情，让中国股民们牢牢地记住了她的名字。

　　李青原是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推动者和设计者之一。1988年是李青原涉足中国证券市场的开始。当时，中国还是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当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证券是什么的时候，她和高西庆、王波明、王巍等人起草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这在当时被称为声名赫赫的“证券白皮书”。这是一帮海归人士，他们深信中国经济要发展，必须引入证券这一资本要素，因此要对中国同胞进行证券知识的普及和规范。

　　1989年，李青原与高西庆、王波明等人创立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简称联办)，她任联办的研究开发部主任。联办虽说是个“民间机构”，可由于是藏龙卧虎之地，是一帮精通证券的海归人士在打理，并非人微言轻，他们在很多重要场合都有话语权，影响高层的决策决心，正是联办的推动才使中国证券市场得以在计划体制下孵化出来。

　　1990年，李青原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教授，专攻资本，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乘着小平南巡讲话的东风，李青原协助刘鸿儒筹建证监会，并担任中国股票发行和交易规则起草小组协调人及内地与香港证券事务联合工作组成员，也就是现在的国际部主任。应当说，李青原是证监会当之无愧的元老级人物。

　　1994年，李青原赴美国深造，专攻证券，在纽约获得证券业从业资格，为后来在中国证券市场呼风唤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后她担任香港证监会中国事务顾问、高盛集团国际顾问，身影频现传媒和各种大型论坛，慷慨陈词，潇洒自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青原在高盛集团的经历。她曾被聘任为高盛(亚洲)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后又被聘为高盛集团国际顾问。这是份非常显赫荣耀的工作。高盛集团，是一家国际领先的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向全球提供广泛的投资、咨询和金融服务，拥有大量的多行业客户，包括私营公司，金融企业，政府机构以及个人。

　　高盛给李青原百万美元的年薪，足可以让她享受现代文明的奢侈和安逸，豪宅、名车，还有那周游世界的风光，对一般人而言，这可是抵御不了的诱惑。

　　可李青原对中国资本市场偏偏情有独钟。李青原说，“学者是什么，是一些追求终极真理的人，学者就要说学者的话。你发现了一个问题，你开出了药方，它还起到了作用，对这个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你就不会觉得辛苦，这太有乐趣了。” 李青原要把自己激活中国证券市场的“药方”付诸实践。

　　李青原的抱负被知人善任的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所赏识。2001年6月12日，由财政部牵头，包括证监会、经贸委、计委等6部委召开部级联席会议，做出“以市价减持国有股，补充社保基金”的决定，“国有股减持”大幕由此拉开。与其同时，中国股市也跌入了漫漫长夜。为更好地监测股市，观察其动态走向，周小川仿照央行的设置，在证监会里设一个规划发展委员会，性质是研究机构，大约有20多个委员，主要是为决策提供研究报告。谁能担纲规划发展委员会主任这一要职呢？周小川想到了远在香港的李青原。

　　此前，李青原和李振宁曾联名给周小川写信，她认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应该引进一种机制，让非流通股和流通股股东共同表决。本来就跟李青原很熟的周小川邀请李青原出山，李青原欣然应允。 2002年7月，李青原出任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坐上了中国证监会规划委员会主任这个位置，虽说官不大，但责任不小，李青原有一种特别的激动，为实现人生价值而舍弃在香港的富贵荣华，她义无反顾。抚摸着伤痕累累的股市，李青原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感慨。

　　“野蛮改革” 力挺全流通

　　李青原就任证监会规划委员会主任一职，其实是冲着股权分置改革(亦称全流通)而来的。纵观李青原在公开场合和半公开场合的发言，十之八九是和股权分置有关的。股权分置问题似乎已经成为她的商标，如影随形。她也是第一个表示要积极稳妥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证监会官员。

　　2003年10月，李青原在“中国改革论坛”上表示，“要积极稳妥地解决严重阻碍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即股权割裂问题”，“股权割裂的制度设计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个问题不解决，做任何事情都走不动。”

　　2004年1月，在《中国证券报》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资本市场论坛上，李青原本是作为点评嘉宾参会，当讨论到股权分置的问题时，李青原躁动不安，“你们是专家学者，我也是博士啊！”她站起来，顾不得喧宾夺主之嫌，大发感慨，以她特有的斩钉截铁的语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股权分置是我国股市的一大弊端，必须尽快解决”，“2004年是解决这一问题很好的时机”，她甚至提出了“试点先行”的具体操作建议，一副急巴巴的样子。她的结论是：2004年是解决全流通的好时机。 她的理由似乎都站得住脚：2004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9%的增长率；基金规模超常扩大，机构投资者的数量迅速增加；股指从她讲话时的1400多点上升到4月份的近1800点。 但2004年很快就过去了，股改依然没有开始。李青原很是失落。

　　2005年初，又一次资本市场论坛。李青原又谈到了尚未实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她激动地说：“去年我在这儿说的话，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会改。”话语铿锵有力，如铁锅炒铜豌豆。

　　到了2005年春夏之交，中国证券市场的根本性缺陷、最大的弊病——股权分置改革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呼唤已久的又一轮全流通试点终于破茧而出。本次证监会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是1999年以来中国证券市场所进行的第三次全流通试点。前两次进行的试点，都因导致沪深股市大跌而以失败收场。

　　第一次全流通试点发生在1999年12月，证监会宣布国有股将以配售的方式进行减持。在试点方案中，国有股减持配售的价格在净资产值之上，市盈率10倍以下。中国嘉陵和黔轮胎这两家上市公司成为首批试点公司，均按照前三年每股收益均值乘10倍市盈率进行国有股减持配售。 两只股票在宣布减持后，股价均出现了大幅下挫，中国嘉陵约有18%的减持股无人问津，被迫由主承销商包销。

　　2001年6月，第二次全流通试点又匆匆上马。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宣布国有企业在股市融资时，须按筹资额的10%减持国有股。在这次减持中，采用了市场定价方式减持国有股，并将减持的收入全部上缴社保基金。2001年8月，天大天财成为首家在增发中减持国有股的上市公司，北生药业等4家公司第一批在首发新股时减持国有股。 由于减持价格太高，引发股价大跌，2001年10月国务院宣布暂停以这种方式进行国有股减持。

　　以上两轮试点的失败给证监会带来巨大的压力，试与不试，试是找死，不试是等死，真是举步维艰，进退两难。但只有试点成功，股权分置改革才能全面推进。李青原在各种场合呼吁及早进行第三次试点，尽管前两次试点，她没有参加，但她要讨一个说法，坚信全流通改革会成功的。

　　千呼万唤，经过4年的等待，中国证监会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在2005年4月29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了相关试点操作原则。旋即，在5月9日“五一”长假后首个股市开盘日，证监会就推出了股权分置改革4家试点上市公司，它们分别是清华同方、金牛能源、三一重工和紫江企业。

　　就像听到战斗的枪炮声而特别兴奋的指挥官一样，李青原一下子亢奋起来，况且这是一场由她直接参与制定“作战计划”的战斗。

　　早在2002年12月，尚福林接任证监会主席后，李青原由规划委办公室主任改任规划委主任。同时“全流通研究小组”成立，小组成员共有三人：李青原、规划委委员波涛、市场人士李振宁。这个三人小组开始着力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寻找从广受诟病的统一组织集中决策向统一组织分散决策上转变的办法。

　　但这场改革试点，胜算几何，李青原心里没有底。

　　千万个股民充满希望地观看股市行情，千万双眼睛盯着大盘曲线，可股市仍下跌不止，一个个股民唉声叹气。股市的暴跌也引发证监会内部的分歧意见。一时间，股权分置改革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可李青原逆流而上。

　　2005年7月25日，李青原在一次研讨会上，针对股改做出指导性的评价标准，抛出了惊人观点：“新老划断界限已定，不以股价论成败”。她提出，“两三百家公司股改推出后，只要市值完成60%即可实行新老划断”。可没想到，证监部门还没开始总结，她的这一句“不以股价论成败”，引发了“股权分置改革成败标准”的大辩论。

　　对于有观点认为“整个大市基本在1000点徘徊，股权分置已经失败”，李青原的回应是：改革不会因股价波动而夭折，目前的股价也不是成败的晴雨表。

　　李青原一系列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言论，被股民们贴上“野蛮改革”的标签，有人甚至大兴问罪之师，给予讥讽和抨击。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第二十二批股改公司的确定，完成股改和进入股改程序的上市公司总数已达628家，占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不含纯B股公司)的46.24%。这批公司的总市值为20107.04亿元，占两市总市值的比例已超过50%，顺利完成了市场人士此前预期的在2月底实现市值过半的目标。

　　据统计，随着2月27日第22批的十家公司进入股改程序，深市已股改完毕或进入股改程序的公司市值已占到深市总市值的61.87%，深市股改完毕或进入股改程序家数占到深市上市公司总数的47.93%。

　　在李青原心目中，“只要占总市值60%的两三百家上市公司顺利进行了股改，改革就应该视为成功完成。”如今股改大局已定，李青原的历史使命也宣告完成。

　　激流勇退 尴尬离去

　　李青原曾不止一次对朋友说：“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我就可以离开了。”分析人士认为，作为个人而言，李青原当然可以对于股改成功的标志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是，如果说股改大局已定，显然会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争议。事实上，股改至今，尽管股改公司市值已过半，而股改进程也在各种市场、非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以火箭般的速度蹿升，但离股改成功，恐怕还有很远的距离。如今的股权分置改革，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这时李青原走了，虽不踉跄，却有点尴尬。

　　尴尬之一：一身二任。

　　李青原的身份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兼有学者和官员的双重角色。作为学者，她认为股改越早越好，成败不是她要负的责任，只要改革就算成功；作为官员，她又不得不面对恶性的市场，不得不关注股价，不得不借助有形之手以稳定市场，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因此，业内人士说她的身份令她很难“说真话”。

　　李青原不止一次地声明自己只是个研究人员，是一个起草“奏章”的小人物，“决策权不在我”，言语间透露出一丝无奈。但她毕竟也是一名证监会官员，特殊的身份使得许多人更多的是通过她的演讲解读和寻找政策信号。甚至有人认为，李青原是证监会的“传声筒”，利用她爱“放炮”的脾气，投石问路，试探市场的反应。

　　她甚至有时在“学者”和“官员”之间艰难地走钢丝。2003年12月、2004年7月，她不得不先后两次在《中国证券报》发表声明，称她的观点只代表个人，不代表所在部门的意见，更不能代表目前的政策信号。

　　但她是学者，也是官员。她的性格中包含较多直率的因素，有时表现出来的是并不看重自己的官员身份，更不介意所谓的官场潜规则，因而有时她的学者观点信口开河，脱口而出，不免陷入尴尬的境地。

　　尴尬之二：矛盾旋涡。

　　从李青原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股市发展的希望和矛盾所在，也看到了股改的尴尬之处。当她把中国股市改革的突破口设定在股权分置改革时，也同时把自己置于各派利益交集的火山口，市场一跌，马上就有各种声音，加上后来个别证券公司操作不规范、权证炒作等现象，广大股民、上市公司、全流通试点企业、股评家、既得利益者，乃至政府有关部门，潮水般的责难从四面八方“围剿”过来，使李青原备受煎熬。而她本可以在香港享受安静、温馨、体面的生活。

　　“瞧你出的这馊主意”，一些同僚也不理解她的良苦用心。但李青原义无反顾，她作了一个比喻：“证券市场就像一个房子，因为设计有问题，快要倒塌了，怎么办呢？先找个棍儿支起来，不要让它塌。你们又说这棍儿是歪的，这问题那问题，我说，那也要支，因为没有一根棍是直的。”她的口气绝对而又强烈。这更让她落得个“野蛮改革”的骂名。

　　尴尬之三：心高命薄。

　　据说，李青原到证监会上班，第一次开会就遭遇尴尬。进入会议室，她随便找了一个位子就坐了下来，没想到坐到副主席的习惯位置上了。后来周小川进来了，坐在李青原旁边。有人善意地提醒李青原，她坐的是副主席的座位。李青原尴尬地自责“露怯露怯”。她在高盛“席位不分高低”的习惯在这儿行不通了。回忆起这件事，李青原笑得合不拢嘴，自嘲道:“看，官儿不够大呀！”

　　有人把李青原比喻为《红楼梦》里的花袭人，“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有人还不无讥讽成分地议论，国有股减持是国务院叫停的，股权分置改革就应该由政府出面推动，“规划委这样积极推动有‘阎王不急小鬼急’的味道。”这让李青原陷入难堪。

　　现在李青原说股改大局已定，此时离去，是激流勇退，还是不得已而尴尬离去，还要让时间来检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