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董薪酬折射公司治理缺陷

　　本报实习记者 杨志刚

　　对某些独董“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不作为，舆论早已大加针砭。但读过各上市公司年报，看看部分公司为独董开出的少得可怜的年薪，就会明白，某些“花瓶”独董的不作为，也和他们的“地价”薪酬不无联系。

　　科龙曾经为几位独董开出36万港币的“天价”年薪，一般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做梦也享受不了这个“待遇”，其年薪的“官价”一般在3—6万元之间。独立董事们往往身兼数职，低于这个年薪的报酬，让人无法相信能对他们产生正向激励。

　　独董不认真履职的极端例子不少：前有东贝B的独董为私利和公司撕破脸皮；后有

丽江旅游的独董因连续缺席董事会6次被深交所公开谴责。前者吃着东贝B2.4万元的俸禄，后者拿着丽江旅游1.8万元的年薪，这似乎可为他们不拿公司当回事儿做一个注脚。

　　某上市公司三位独立董事的年薪只有1.2万元，公司业绩也是每况愈下，每股收益从2002年的0.50元下降到2005年的0.26元。而反观这三位独立董事，其中一位已是古稀之年，还有一位年龄也已过六旬。退休年龄的独董，不知有多少精力处理公司事务，又有多少动力为自己挣一个“看起来很美”的身价？

　　当然，薪酬不是独董努力工作的充分条件。科龙天价独董辞职风波，昭示着高薪未必能消除道德风险，一股独大等治理结构缺陷也会使独董疏于尽责。但合理的薪酬应该是独董尽责的必要条件。

　　劣币可以驱逐良币，“劣董”也可以驱逐“良董”。如果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独董的提名任命全由大股东说了算，独董身价没有市场化定价机制规范，勤勉的独董得不到擢升……那么万元年薪的独董或许会发现，“装聋作哑”带来的回报可能远远大于勤勉尽责的回报，他们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

　　上市公司对独董薪酬的态度，不该是“拿村长不当干部”；独董对薪酬的态度，不该是“拿豆包不当干粮”。这些现状的改变，需要改革独董任命、淘汰和擢升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