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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朝格 北京报道
长期以来，不良资产处置问题一直是困扰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的大问题。1999年，为解决银行的问题，国家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了四大行剥离出来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初期，资产管理公司并无明确的思路。他们发现，我国的不良资产交易是个“有市无价”的市场。
到了2001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相继引入外资处置不良资产，也就是“利用外国人追债”。几年来，虽然外资在不良资产的处置过程中“功不可没”，但由于外资只解决银行的问题，不管相关企业的“死活”，使得这种处置不良资产的模式遭遇了严峻的考验。
目前东北振兴办正在酝酿的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一旦获批，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不良资产处置模式将出现。
不良资产证券化
目前，东北振兴办考虑用一种新的模式来处置四大行现有的不良资产，以及四大行日后在东北新生的不良贷款，旨在让企业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记者了解到，东北振兴办打算成立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全面接盘华融、长城、东方、信达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东北总额达1000多亿元的不良资产，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一只专门基金。
“其实这也是一种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模式，资产管理公司的定位也与现有的一些资产公司大不一样。它类似于日本的一种再生企业机构，其运作模式也完全商业化，以持有基金参股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等到企业效益上去再把它卖掉，收回资金。”一位接近东北振兴办的人士向记者透露，此事已运作了好长时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此种不良资产的处置模式既能盘活银行的资产，又能让有发展前景的企业获得“重生”。
硬币总有它的另一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提醒，东北振兴办切勿把该资产管理公司办成一家企业“救济”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该破产的企业就必须破产，否则效果会适得其反，导致更多呆账、坏账的产生，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打包”出售让企业很受伤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东北振兴办痛下决心，要成立资产公司并新设一只基金来处理这些不良资产呢？
这位人士回答说，前一段时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纷纷把它们在东北的不良资产“打包”出售给摩根斯丹利、高盛等国外大投行，“这样，银行的问题是解决了，但企业却有了大麻烦”。据他介绍，这些投行在催收未果的情况下，把很多企业都告上了海外法庭，一些企业由此陷入困境，有的甚至还为此付出破产的代价。
处置不良资产不仅是替银行减压，还要达到让企业有一定生存空间的目的。对此，某国有银行吉林分行的一位负责人表示完全赞同。但他指出，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有一个前提，就是处置不良资产。而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不仅速度太慢，而且收回的还不及国外投行开出的“价码”。因此，银行“打包”出售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
巴曙松也表示，由于国内资本市场规模还很小，散户居多，机构投资者还很缺乏，资金也不充裕，更重要的是它们还不能完全自由地进入资本市场。因此，如果只靠国内市场，大量沉淀的资产根本就无法流动起来，资产也就难以变现，提高回收率也就无从谈起。因此，银行就想到了外资。
多渠道化解历史包袱
应该说，东北振兴办的这种处置不良资产模式是专门针对东北这一特定地区而设立的。那么，要想在处置不良资产时，真正做到既让银行满意，又不过分地“伤”及企业，资产管理公司究竟该如何做呢？
巴曙松认为，首先应当降低不良资产“打包”处理的“单价”，而目前不良资产“打包”动不动就是十几亿甚至几十亿元一包。应当让国内中小投资者与民营资本参与进来，因为它们不仅可以扩大投资者数目，促进银行风险的转移，而且拥有证券化专长，可以引进新的金融产品来提高不良资产处置的效率与流动性。再有，它们与相关企业有着“天然”的联系，在处置时会兼顾到两方面的利益。
其次，要形成统一的不良资产批发与交易市场，把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与公司控制权交易市场分开，以开发不良资产的衍生产品，如资产证券化、资产信托化等。
第三，与国外同类机构相比，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在法律、制度保障、功能设置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缺陷，应建立健全不良资产处置的法律框架。
第四，在国家对国有银行进行不同形式的注资时，应当考虑不同地区的历史包袱状况。对历史包袱严重的东北地区，应当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同时，也应当积极考虑吸引社会资本来进行注资，如可将东北地区部分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进行分拆，并吸引新资本进入等。
最后，要真正解决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包袱问题，除了要关注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历史包袱外，还应当关注社会保障体系等其他领域的历史包袱和资金缺口，多渠道解决不良资产的历史包袱。如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缺口、企业办社会的历史包袱、资源枯竭型地区企业的退出成本、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政策性破产成本等，这些都应当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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