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法系造就企业年金不同命运

　　不同法系对养老金具有不同的直接影响，而不同的养老金发展水平对资本市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不同的法系造就了不同的资本市场。一般来说，凡是股市较好的国家一般都是采用普通法的国家。普通法较大的弹性为企业年金留下了较大发展空间；信托传统为众多DB迅速涌向DC成为战略投资者创造了客观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 郑秉文

　　不同的企业年金制度

　　对法律制度的需求倾向不同

　　第一，养老基金的融资形式与养老计划的法律组织形式。财产权利的法律组织形式是一种制度安排。养老金的信托模式管理就是一种特有的法律组织形式。企业年金或称养老基金是DC还是DB型，这是养老基金财产关系的一个金融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融资形式。

　　第二，DC对信托制度具有天然的诉求。由于DC制度是基金积累制的，余额就很大，是呈滚雪球式的，并且周期很长，一般都是30－40年，这样就要求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才可行，否则，低于通胀率就不能成立。由此就要求其资产具有相对独立性即将财产管理权游离之外才能满足上述要求；于是，DC型养老金制度对其法律组织形式的需求倾向必然是信托式的，并且在长达几十年的产权游离期里资产营运的每个环节必须实行专业化管理，由不同的专业化机构对每个环节进行专门管理，否则就不能达到或超过通胀率的收益率，DC就不能成立。

　　第三，DB对契约合同制具有必然的要求。虽然从理论上讲DB也可以采取信托形式，但由于DB是非积累性的，即收即付，实际余额较少或几乎没有，养老计划的收入大体等于支出，所以就基本无需投资管理，即使略有盈余，对资产流动性的特殊要求也无需进行长期的像DC那样几十年的终生投资的策略安排；由于制度（养老计划）收入基本等于支出，制度收入基本为零，于是这也就意味着出现了一种债务债权关系，即雇主对雇员的一种负债。“债”的属性自然符合大陆法“

物权法定主义”所强调的财产绝对一元所有权，对大陆法所强调的财产权一致性和唯一性具有强烈的诉求，所以，欧美绝大部分DB计划都是雇主单方缴费，而雇员则无需缴费，这就是DB计划的内生性所决定的一个缴费结构，实际就等于在雇主与雇员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老板欠工人的养老金。所以，在养老计划内部，实际形成的是一种“合同”关系，而非DC下的共同主体投资的同向关系。在这样条件下，对雇主手里仅有的少量余额来说，一个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个金融机构，也签订一纸合同，这就又一次形成了另一个契约关系，而非信托关系。于是，对DB模式下大权在握并风险独担的雇主来说（在DC下投资决策一般是通过协商共同决定或雇员个人分散决策），他的诉求自然就符合大陆法的内涵，而无需什么别的信托制度的要求了。就是说，DB制度所产生的冲动事实上是一个“双重合同”制：雇主欠雇员的，金融机构欠雇主的。

　　第四，DB的本质隐含着一个“三重合同”的债务链。DB的“双重合同”关系———内部是雇主与雇员之间，外部是雇主与金融机构之间———到此还没结束。如果考察美国和英国成立的国家担保公司来看，事实上还存在一个“一对一”的合同关系即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合同关系。国家为防范DB造成的潜在社会风险而强制要求所有DB型

企业年金为其缴纳保费，或全部DB计划自动加入，这样，他们之间就自然形成了另一个合同关系：一旦这个企业出现支付危机，担保公司就要对其“接收”或称托管，为该企业工人退休者支付养老金。所以，DB的本质事实上是一个“三重合同”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债务“连带体”，是一个工人与企业、企业与机构、企业与国家的“三重债务链”关系，说到底DB计划是一个最终由国家买单作担保人的工人与国家之间的债务合同关系，而远非DC型信托关系那样简单，因为在DC型制度下事实上是工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关系当中，国家的责任只是维护市场的公平性，是个监管人即裁判员而已，而不可能卷入其中成为一个运动员。

　　不同法律制度左右年金命运

　　第一，纵向看———历史上两大法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养老金结果。准确地讲，企业年金登上历史舞台只有100多年的时间。由于历史局限性，

二战前基本只存在DB这一种形式，甚至在相当长时期人们根本就不知道DB和DC这一对概念为何物，欧美当时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当DB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甚至成为一个障碍的时候，DC便出现了。这是发生在战后的事情。欧美虽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是结果却是大相径庭：美国DC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欧洲，到今天，在短短的大约三十年里，DC已风靡美国，而欧洲则是步履蹒跚，起色不大，DB占绝对主导地位（英国情况稍好）。

　　第二，横向看———当今欧美企业年金的不同发展趋势带来的启示。欧美企业雇主放弃DB转向DC的内在动机和外在压力几乎是相同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要求劳动力跨国界和跨部门流动时具有良好的便携性；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要求雇主要轻装上阵；劳动市场的多元化和就业岗位的灵活化等。在这些特征方面，DC比DB的适应性更大，这是70年代以来DC打败DB的根本原因：市场需求。但在同样的需求面前，欧美之间却出现了不同的供给，即不同的法律制度对DC型企业年金的供给具有重大的反作用。是欧洲的需求小于美国吗？答案正好相反：欧盟是当今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是成员国之间劳动力流动最大最频繁的一个区域组织，是对企业年金便携性“一体化”程度要求最强烈最迫切的一个区域组织，从纯粹的市场需求角度讲，DC的发展速度应远快于美国。但事与愿违，究其原因，我们不能不说大陆法系起到了相当的抑制作用。

　　“好”的制度安排对年金促进大

　　即使在70年代以前，美国和英国的DB型养老金也比欧洲大陆其它国家发展得要快许多，无论从覆盖率还是从资产占GDP比例上———正是这个原因才致使这两个国家不得不为众多的DB计划和庞大的DB计划成员成立担保公司；换言之，普通法造就了一个养老金文化，进而成就了一个庞大的养老金帝国。70年代以来，尽管导致欧美之间DC不同发展速度的原因较多，情况复杂，但不同的法系传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因素：美国得益于信托文化与信托制度的环境，而欧洲受制于信托法律制度的缺位。当经济社会发展对DC产生需求时，不适宜的法律制度环境必将阻止和抑制DC的发展。

　　无论是70年代以前的DB还是后来的DC，美国企业年金制度独领风骚而令欧洲侧目，一个关键因素是不同的法律制度。

　　不同法系造就不同资本市场

　　由此看来，不同法系对养老金具有不同的直接影响；而不同的养老金发展水平对资本市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不同的法系造就了不同的资本市场。

　　一般来说，凡是股市较好的国家一般都是采用普通法的国家。普通法较大的弹性为企业年金留下了较大发展空间；信托传统为众多DB迅速涌向DC成为战略投资者创造了客观条件。

　　反过来说，DB和DC对两个不同法系具有不同的追溯要求。如一国企业年金是DC型信托制，那么，30－40年的资产长期性决定了它强调的是财产制度的安全性，财产安全性的几十年“游离”过程中，对管理权的竞争必然导致其投资收益的最大化，最大化收益的追求必将导致其采取“谨慎人”策略。于是，信托型企业年金计划采取的一般都是谨慎人投资原则，它与长期性养老基金的投资要求是一致的，符合它的利益；相反，数量投资原则一般都发生在股市不太发达的国家，由于其DB型养老基金一般都不是长期性资金，自然就无需采取谨慎人原则。相反，短期投资策略与投机经常相伴。

　　这就是不同法系条件下资本市场不同结果的主要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