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负担重的“根子”在哪里

　　热点评议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农业税减免政策初见成效，但乡镇政府加收税费已经是农民的沉重负担，2005年农民缴纳的税费中，有超过60％的税费属于乡镇政府加收税费。

　　几年来，中央政府实施了大力减轻农民负担的举措，但不少农民却仍然感到负担沉重，原因在于一是乡镇政府所承担的“事权”与“财权”不对等，农村的公共服务投入不足，不得不向农民“摊派”；二是财政供养人口太多，目前相当多的经济欠发达乡镇的地方财政收入全都用于“吃饭”都不够。正是由于存在体制痼疾，减免农业税的效果打了折扣，农民少缴了“农业税”却又被乡镇政府多摊了“农业费”。因此，有必要转换思路以彻底为农民减负。

　　改革乡镇财政体制。必须推进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除了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对经济欠发达、财政收入规模小的乡镇，还可试行由县财政统一管理乡镇财政收支的办法，实行“乡财县管”方式，由县级政府“集中力量”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

　　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笔者建议，人数少的县，可以由县政府直接管理到村；人数多的县则大幅度减并乡镇。关于人员分流，笔者认为国家对城市下岗再就业人员在从业准入、金融信贷、税收管理等方面的优惠待遇同样应该给予乡镇分流干部，甚至优惠可以给得更多一些。

　　如果总是以检查、治理农村乱收费等监督措施来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无疑还是扬汤止沸，要做到釜底抽薪，关键是要从体制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

　　（文/顾一冰）

　　中国中产阶层缺少何种幸福

　　一提到中产阶层，它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幸福”，而各种调查却以确凿的事实打破了这层幻觉。也许有人会问：如果“位尊而多金”的他们不幸福，那么普通百姓还不生活在地狱？不是这样的。不幸的阶层各有各的不幸，幸福和物欲享受是两码事。

　　不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政府，都习惯于把幸福定义为“物欲”，所以我们才不约而同地崇拜GDP，不约而同地挤向大都市。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我们简单地把人的幸福等同于物质享受的不断升级。在笔者看来，这是片面的。虽然幸福需要有一定的物质保障作基础，但两者绝不是等同的。

　　比如，《幸福研究杂志》近日公布的“生活满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哥伦比亚、乌拉圭等南美国家和非洲国家加纳名列前茅。与此相比，英国反而被远远甩出前20名之外。虽然乌拉圭仍然没有摘掉贫穷、高犯罪率和贫富不均的帽子，乌拉圭人的幸福感近些年却增长了近10％。这样，我们就容易明白内地中产阶层为什么不觉得幸福了。

　　首先，中产阶层的“社会保障”的匮乏、难有“安全感”都是指向“社会公共品”的。社会保障机制的匮乏和政策调整的随意性都可能随时会剥夺中产阶层的一切财富，他们不由自主地生出忧虑。其次，他们的“竞争压力”增加，他们不断追求高工资，这与个人主义、物质欲望膨胀有关，所以他们生活得如蚂蚁一般，怎么能感受到“幸福”？一方面是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是个体原因，看似差别很大，其实病因是相同的———那就是把物欲等同于幸福。政府不能及时改变以往只注重效率的执政观，没有注重加大对“社会公共品”的投入，没有细致入微地考察公民生存状况，眼光仅仅停留在宏观社会的层面。与此同时，个人则必然惶惶不可终日，在担忧和不断追求财富和安全感的重压之下生活。从中产阶层生存状态折射出的东西，也是这个社会的症结所在———过分注重物欲的满足，而忽略了社会公共生活和个人的精神满足。

　　这个难题似乎可以从近年来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不丹模式”中找到一些灵感：他们的政府执政理念是“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国民幸福总值指标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方面组成。虽然不丹人均GDP只有700多美元，但人民却很幸福。我们的中产阶层的不幸福，根源恰恰在于我们的执政理念和主流观念是把物欲主义等同于幸福，从而忽视了真正的幸福，即社会公共生活和个人的精神满足。

　　财富要有“确定性”才会带来幸福，生活要有“保障”才会幸福，社会要“和谐”才会幸福。中产阶层所缺少的，可能至少就包括这三类最急需的幸福。

　　（文/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