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峥：国企粗放式扩张该划句号了

　　李云峥

　　“赵新先案”的发展是在情理之中，这从2004年5月赵新先“谢幕”时三九集团高额的债务中就能感觉得到。去年赵新先被捕，实际意味着国企高官退休离职的“安全岭”已经开始消失：赵新先是在离任一年半以后被突然刑事拘留的，按照一般的理解，这一年半的时间应该说是国企退休负责人度过了“危险期”进入“安全期”的征兆，这也是赵在这个时间 被拘让很多人颇感意外的原因。再加上赵新先曾身兼三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四职以及相当于中将的“文职二级”军籍背景，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国企离任高管在退休一年半后被拘，“安全风水岭规则”破碎的风向标意义更加明显。

　　记得在当年长虹的倪润峰和三九的赵新先等先后“谢幕”时，曾经掀起过一阵关于创始人型国企高管人员现象的讨论，笔者当时就曾指出过：长虹MBO计划的搁浅是导致倪润峰“谢幕”的原因之一，而三九高额债务缠身则是赵新先“谢幕”的根源。现在看来，其实那个阶段也是一个中国非

垄断行业国企发展的“分水岭”：完全依靠国企背景资源进行企业粗放式扩张的发展模式在逐渐走向终结。为何说那个阶段是“分水岭”？因为虽然三九等国企发展中有相当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但是这些依然不能抹去其国企所特有的背景优势：宽松的银行信贷环境、独特的上市融资资格、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的特殊支持等。而从目前如火如荼的清理上市公司历史问题和国有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改造来看，当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正常的资本市场和不是“国企提款机”的

商业银行时，这些在独特背景下长大的国企现在必须面对一场更加公平、规范和市场化的游戏了。

　　如果说法人治理结构是全世界所有企业心中隐隐的痛，那法人治理结构更是中国国企改革中撕心裂肺的痛。面对执着前行中的国企改革，“赵新先案”或许正是一个迟到的国企粗放式扩张结束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