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特殊城市的艰难定位

　　本报记者 程胜 实习记者 谢隽 深圳报道

　　“深圳给自己的定位，是作为香港的金融业后勤处理中心，以及香港金融业进军内地的一个基地和桥头堡。”这是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在刚刚结束的“高交会”北京推介会上向媒体讲的一番话。

　　同时，深圳市政府也宣布，将于本月12日组织一个政府高层代表团访港，与香港政府及业界洽谈加强金融服务业的合作。

　　深圳频频发出期望与香港加强合作的信号，可以视作深圳在“十一五规划”的一个基本思路的定位。谋划“深港一体化”或者“深港都市圈”，一直是深圳力争的一个发展策略，因为，国内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像深圳这般理直气壮地打出“香港”这张牌。

　　深圳的发展定位，这是一个在学术界、政府管理层面上不断被反复研讨、归纳、演绎的话题，也是深圳管理者永远也绕不开的话题。在刚刚结束的深圳市“两会”上，“实施自主创新主导战略”、“发展循环经济”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市委书记称其为深圳发展的“生死之路，命运之途”。描述深圳发展定位时，在常规的“现代化国际性城市”之后，又增添了“国家创新型城市”。

　　深圳曾经被认为是中国甚至全世界最成功的特区城市，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标志符号。但是近年来，它也品味了被赶超之后的失落，努力寻找着“后试验田”时代的城市定位。在失去政策优势之后，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之中，这种定位过程艰难、充满迷惘。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人口近1200万的特大城市之后，26岁的深圳对城市定位有一种刻骨的焦灼。

　　特区扩不扩

　　在近日举行的深圳市长记者招待会上，一个香港记者频频举手，却始终未获机会提问。他是想求证一则传闻，即“中央正考虑将深圳经济特区由现行四区扩大到全深圳市六区范围，如此特区面积将扩大近四倍”。

　　或许，市长也无法回答这项“国家决策”。而记者就此向多个国家部委询问，均没有得到证实。而深圳“推动特区内外一体化建设”的举动，从侧面印证了此话题兑现的渺茫。

　　特区的界限该不该扩张？这一直让深圳人感到困惑。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深圳特区与深圳市并非同一概念。有资料显示，面积为1952.84平方公里的深圳市，其特区内面积只有395.81平方公里，含括罗湖、福田、南山和盐田四区；而特区外则是龙岗和宝安两区，呈两翼状分布于东西两侧。分割特区内外的一条线，被俗称为二线关（有别于特区与香港交界的一线关）。

　　大多数深圳市民赞同撤除二线关，让特区的面积扩充为深圳全市，并列举诸多理由：26年爆破式的快速膨胀发展之后，特区内人口密度不堪重负，土地资源濒临枯竭。特区内可建设用地只剩下区区不到22平方公里，激化楼价飞涨。个别城区仅隔着一道铁丝网，这边摩天大厦林立、绿树成荫；那边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拥挤的“握手楼”肮脏混乱，城市二元化矛盾非常尖锐。“一市两制”下，深圳难以规划形成统一的现代化城市格局，二线关阻碍了城市交通顺畅贯通，既不利于特区外发展，也无法为特区内发展积累能量……

　　对此也有反对意见，认为没有论据能表明这道关压制了深圳市经济发展，问题要害不在“地理二线”，而在“心理二线”。特区内外生活环境的悬殊，说明政府对特区外发展的宏观规划、管理和投入严重滞后于城市的整体发展。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也曾表示：“特区外基础建设严重滞后，如果用5年时间与特区内平衡，投资至少要达1000亿元，但这也得干，不干就没有环境，没有竞争优势。”

　　有城市研究专家表示，多年来，深圳一直游移在“撤”与“特”的矛盾中。忧虑在于，那道线没了，“特”能存在吗？如果撤掉二线关，全深圳之外不再设置关口的话，会不会加剧已经模糊的特区概念，加剧“特区不特”？如此将削弱深圳独特的吸引力。况且，就算最终能达到扩大特区面积的目的，但其过程也必将矛盾重重。其一，多年来把守二线关的大量武警人员何去何从？其二，虽然二线关缓冲香港偷渡压力的功能衰退，但深港两地也未必就撤关达成共识。其三，从政治上和政策延续性上考虑，高层未必贸然行事。

　　事实上，深圳经济总量多年来与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位列第一军团，只不过深圳在土地、人口、资源和环境上压力更大一些。而有关“地理区域定位”的讨论，映射出深圳特区既急于扩张生存空间，又诉求明确政策定位的复杂心态。

　　深圳在哪里

　　与解决内部的“双城矛盾”相比，让深圳市更揪心的是，如何找准自己在中国大版图中的定位，让特区金招牌永远闪光。在九十年代初，深圳作为“试验田”和“改革开放窗口”的功能定位非常清晰。如果说九十年代中期，深圳市提出将自己从一个出口加工区，加速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综合型城市的定位还比较明晰，而其后的“中国金融中心城市”、“区域经济的中心城市”、“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示范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城市”，期间甚至还一度有强烈的将深圳扩为直辖市的呼声，而种种或明或暗的目标，让人越来越感到虚大于实。

　　管理深圳这样一个特殊城市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每任深圳领导都想描绘一个令人振奋的蓝图，似乎又都勉为其难。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有学者认为，定位频繁变换不利于一个城市的长远发展，也从某个角度反映了深圳没有找到发展重心。客观地讲，由于从“身份”到地理位置的独特性，深圳外部关系可谓矛盾重重，上述曲折和彷徨无法避免。

　　首先是深圳和上海的关系。1996年后，中国股市最大的一轮牛市蓬勃而起，一度深强于沪。而后，资本市场的新主体基金公司，还有各大外资银行铺设的网点纷纷落户深圳，使其一度为打造中国的金融中心豪情万丈。然而，2000年深交所停发新股之后，黄金、外汇市场、央行二部纷纷入沪，上海成为中国金融中心，乃至全球一个金融中心的定位不可动摇，深圳只能为开办创业板市场而倾尽全力。

　　除此之外，还有深圳和广州的关系。曾有网友评论，深圳和广州，两个直线距离仅仅100多公里的超千万人口城市，注定有解不开的“瑜亮情节”。今日珠三角的经济龙头到底花落何处？风神汽车、雷诺汽车被争到了广州；新的9＋2泛珠三角经济圈以广州为中心，港澳与内地经济关系开始嬗变；甚至还有广东人大代表提出，是否可考虑将深交所迁至广州。而在广东省的规划中，已经明确广州的定位是现代化大都市，深圳则是一个现代的国际化城市。与其对应的背景是，从97年后，深圳市领导由相对独立于广东、由中央直接任命，嬗变为更多由广东省下派。或许，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至今格局规划上的必然结果。

　　让历史告诉未来

　　本世纪初，港资北上加快，再加上金融资源加速涌入上海，种种迹象似乎在昭示深圳的落寞。2002年末的一篇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更是引发空前激烈的讨论，被称为深圳人“集体忧患意识”的集中爆发。2003年7月，中央筹划为深圳重新定位的国务院七人调研小组到达深圳；又一年多以后，温家宝再次考察深圳并留下一句话：“深圳是广东的深圳，也是全国的深圳，不能光理解为就是你们深圳！”他还强调深圳要发挥示范作用，给了深圳人许多回味。

　　今日之深圳，也对城市定位有了更现实、更理性的思考，尤其是“摆正”了与香港的关系。在记者招待会上，深圳市长许宗衡两次强调，“从现实情况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的地位是国内任何城市都不能比肩的”。这位市长在去年上任时就提出“向香港学习，为香港服务”的理念，也颇获舆论赞同。

　　从历史的角度看，深圳可谓因香港而“生”。然而当这个新锐城市做大之后，自然与香港有了更加复杂的博弈关系。如今，深圳抛开了“边缘化”忧虑，先是派要员赴港学习其成功的城市管理经验，市长不久也将再与港府讨论金融合作问题，并利用两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各有所长的情况谋求互补。这座城市的管理者洞悉，特区之特首先是“地理之特”，如何在深港一体化的过程中再上一个台阶，实乃当前要务。

　　更令人注目的是，深圳还努力在中国经济发展历史性转折的变革中，找回“先行者”的自信。市委书记李鸿忠说：“特区今日之‘特’与昨日之‘特’有很大的不同。中央已经明确特区还要继续办下去，但‘特’的具体内容就要我们自己去填写了。”“要把自主创新、循环经济写在我们的旗帜上”。他还强调，这会是一个痛苦的、从“舍”中“得”的过程。但愿这会成为深圳冲出痛局的一个突破口。如果能不再盲目追求数字上的政绩，发挥深圳高新技术产业集中和创新能力较强的优势，克服地域不够宽广、工业基础不够扎实的缺陷，通过产业引导完成城市经济的转型，深圳二度弄潮可以期待。

　　一位深圳著名企业家曾说，深圳的城市坐标就像停泊在沙头角的明斯克航母，宛若一个漂浮的巨大甲板。没有航向的帆船，就不会有顺风的时候。对今天的深圳而言，最重要的是“谋定之后，务必行且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