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改革要牢记金融安全是第二国防

　　上海证券报 

　　人物志·刘煜辉

　　刘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研究员。近年来在国家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十多篇，在国内外高级别学术会议上报告论文多篇。经常为国内知名 财经媒体撰写经济时评。主持并参与了《中国地区金融生态评价》等多项国家大型重点研究课题。

　　背景

　　去年10月25日，本报发表了余云辉等撰写的《谁将掌控中国的金融》，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并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金融的控制权掌握在谁的手里，不仅关系到经济安全，也直接关系着国家的整体安全。对这个重大话题，当时有不同看法。有媒体不惜用好几个版面对余文大加挞伐，另有一些人用转移话题的办法，别有深意地将人们的视线转移到银行股权是否贱卖上，弱化并消解了探讨的含义。其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问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命题。不仅金融业如此，其它产业也是如此。

　　最近，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坚持国家绝对控股，改善产权结构，引进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控机制与管理制度，推进制度创新。

　　在答记者问时，温总理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在把握商业银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两条原则:第一，就是国家绝对控股，从而保持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防范金融风险；第二，加强对改革全过程的管理，完善内控机制和监管体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继续推进改革，同时注意随时总结经验，避免损失，特别是大的损失。

　　温总理的这番话，表明了政府的立场，对深刻了解前不久那场争论的含义，廓清人们在相关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是有决定意义的。

　　链接

　　德邦证券有限公司余云辉、上海银行同业金融部总经理骆德明:

　　中国金融业向外资贱卖股权宛如一场招商引资的大跃进，谁向外资出售的速度快、出售的比例高，谁就能得到执政的政绩和媒体的掌声。国内金融企业在境外像甩卖温州鞋子一样竞相甩卖金融股权，甚至多家金融机构向同一境外投资者压价竞卖股份，丝毫不顾可能带给中国金融业的灾难性后果。(2005年10月25日上海证券报《谁将掌控中国的金融》)

　　安邦资讯首席分析师陈功:

　　100亿美元换来国内三大国有商业银行10%-15%的股权，这简直会成为世界银行界的历史性事件！而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还在求着把股权卖给别人。(《董事会》杂志2005第11期《金融股权出售浪潮值得警惕》)

　　建设银行行长郭树清:

　　就建行而言，我不认为有哪家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的市场上打败我们，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如果不真正从机制上脱胎换骨，那么国内许多银行所具有的价值不仅不能够为正值，反之可能为负值。

　　(2005年11月21日上海证券报《郭树清回应建行上市五大质疑》)

　　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

　　如果不改革，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不良资产增加、财务信息不真实，连生存都难以为继，这才是真正威胁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最大隐患。(2005年11月27日东方早报《六问中行董事长》)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

　　从目前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的价位来看，都高于中资银行的账面净值，因此并不存在着贱卖的情况。

　　(2005年12月6日上海证券报《国有银行不存在"贱卖"》)

　　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

　　关注金融安全问题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不能以金融安全为名，对中国银行业改革、市场化、商业化、国际化的基本趋向加以排斥和抵制。

　　(2005年12月16日上海证券报《胡祖六:外资不会威胁中国金融安全》)

　　要充分认识金融控制权问题

　　记者: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是否贱卖以及金融控制权问题曾是你关注的焦点。作为最早介入银行股改与金融安全讨论的研究人士，你是否注意到温家宝总理最近有关商业银行改革的几次讲话?

　　刘煜辉:是的。我注意到了这些讲话，而且很受鼓舞。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坚持国家绝对控股，改善产权结构，引进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控机制与管理制度，推进制度创新。

　　3月14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说，实行股份制不是目的，改革的目的在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从而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在把握商业银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两条原则:第一，就是国家绝对控股，从而保持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防范金融风险；第二，加强对改革全过程的管理，完善内控机制和监管体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以及所谓的股权是否贱卖，其核心关乎国家经济命脉和金融安全。温总理的讲话，事实上表明了政府的态度。国家绝对控股意味着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高度关注国家金融安全。由此，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社会各方关注的这场争论，有了一个基本的结论，这也暗示了有关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是否贱卖的争论也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记者:争论虽说可以暂告段落，但对金融控制权问题，许多人的认识并不清楚。本来，维护国家金融控制权或金融安全问题，不该是个问题。例如，欧美国家无一不是通过严格限制外资进入本国银行市场，来维护其金融控制权的。他们做得很严格。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刘煜辉:是的。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本来，外资银行通常最愿意投资增长迅速、收益稳定、市场空间巨大的零售业务。以美国为例，如果外国银行的分支机构要在美国经营零售业务，就需要参加美国的存款保险，但美国的存款保险机构又规定，分支机构不能参加美国的存款保险。这样，根据美国相关机构的规定，实际上就是把许多外资银行拒绝在美国零售市场大门之外了。再有，有谁在加拿大多伦多见过花旗银行和德意志银行?没有！那么，又有谁会指责加拿大违反WTO规定?没有！在遵守WTO规则的前提下，加拿大有效地把许多外资银行挡在了国门之外。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银行业零售市场的开放程度甚至比许多发达国家还要高。这又是为什么?

　　这里，还有一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根据FitchIBCA提供的BankScope数据库统计，1996～2003年度世界七个主导性国家的平均外资银行资产占比:加拿大为3.94%、法国为21.48%、德国为7.54%日本为2.60%、意大利为18.19%、美国为6.24%、英国为10.21%。这表明，上面这些国家从来就是把自己的家门看得最紧的人。

　　不能忽视国有银行的核心价值

　　记者:您说的是市场这一块。还有另一块更值得研究的地方，就是金融定价权问题。目前，欧美国家基本掌控了金融定价权。按照它们制订的国际金融通用规则，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价值，难免有低估之嫌。

　　刘煜辉:现在大家所说的国际金融的通行规则，从来就是由几个金融大国所左右，金融小国基本上没有多少游戏的空间。那些金融大国不但有金融的霸权，而且有经济信息的霸权。国际金融资讯主要是这些金融大国控制着。比如，各种各样的信用评级权威机构都掌握在美国机构的手里。掌握了评级权，事实上也就等于掌控了金融的核心------定价权。

　　然而，谁都知道，要衡量一家银行的企业价值，仅看一个时点的净资产是远远不够的。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2004年的报告，在类似我国的低成本国家，外资机构进入需要承担较高的"一次性"设立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建立一项新业务的典型成本:内部流程的重新设计、基础设施的重新设计(包括IT系统、软件和网络)、建设客户网络、流程转换、培训和先期实验成本等等。按照波士顿集团的估计，一般来说，这些成本约占第一年运营成本的25%-75%。

　　显然，对外资银行来说，我国国有银行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其自身的财务状况有没有得到改善的潜力，更重要的是，国有银行遍布全国的业务网络、客户资源、市场影响力以及它手中所掌握的银行特许经营牌照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得到这些，外资银行就可以通过快捷的方式迅速进入我国市场。大家知道，在美国资本市场上，来自中国垄断行业的企业一直备受欢迎。国际投行巨头们将我国垄断性的大型国企作为它们疯狂追逐的对象。这一点对于金融机构同样也不例外。

　　素来将我国银行业视为世界上最具风险行业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2005年一口气提升了我国7家银行的评级。负责此次评级工作的分析师认为，我国商业银行上市以及吸引外资并非标普调高评级的主要原因，而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强有力支持，才是标普此次提高银行评级的重要原因。因为，在标准普尔看来，即使我国的银行都去海外上市，我国政府也不会立即中断对中资银行的政策支持。他们坚信，我国政府还会对银行给予中期性政策扶持。有意思得很，被外资机构屡屡讽刺的"国家支持因素"，恰好是其最看重的投资价值所在。

　　事实已经证明，老外是喜欢买交行和建行的股票，就好像喜欢买中石油、中石化的股票一样，因为它们都具有很强的政府垄断色彩，可以获得垄断利润。曾有外资战略投资人毫不掩饰地说:"如果中方敢宣布银行的高管是按照市场化原则聘任的，我愿意每股多出2分钱购买银行股权"。然而，中方倒是未宣布什么，建行股票的香港公开认购却超过40倍，国际机构认购超过9倍，半年不到股价已升了一、二元。"制度性折扣"一下子变成了"制度性溢价"。真有意思。而所谓银行业通行定价准则------市净率(P/B)一下子显得如此的苍白。

　　记者: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

　　刘煜辉:这一现象突出地反映了国际金融秩序下的游戏规则完全是由人家主导的。在以"丛林法则"为圭臬的国际金融市场中，你相信有所谓"贱卖"之争仅仅是源自监管制度和金融市场差异吗?你相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际估值理念"吗?"别把吆喝当棒槌"，也许历史的基本事实才是真知灼见。对于羽翼未丰的我国金融业来说，对金融大国角逐的游戏要非常谨慎。诚如国际著名金融学家麦金农所言，"对于一个高度受抑制的转轨经济体实行市场化改革，犹如在雷区行进，你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是你的最后一步。"

　　金融被称为第二国防，它事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必须控制在本国人的手中，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会拱手相让。风暴的来临，有时候就在一夜之间，也许就是一个很小的引信。国家金融安全就是这样，战争在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下也许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居安思危"则不可片刻忘却。一句话，金融无国界在国家利益层面或许永远是一个美好天真的幻想。因此，在开放的条件下，如何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既保护民族金融业，同时又能够吸引先进的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经验，这的确在考验我们改革者的智慧。

　　银行业对外引资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记者:不过，应该看到，引进外资对我国银行业改革有积极的影响。问题是，在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

　　刘煜辉:毋庸置疑，引进外资对促进我国金融领域的改革、引入竞争、提高管理水平、改善金融服务、增强金融企业活力并逐步向现代金融企业转变，有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在银行改革的引资过程中，由于对外资金融机构的战略意图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的确也出现了不少与我们引资初衷与意图相悖的情况。

　　我们注意到，由于受资本充足的严格监管要求、国内资本市场持续低迷及有关私募的法律规定不明确等因素影响，为了符合监管的要求，国内银行纷纷以集中出售股权的方式来引进外资，由此导致了股权价格定价不利于中方的情况，以及缺乏对引入外资的市场研究和统筹规划。同样，这个现象不容忽视，我们原先希望外资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通过引入外资机构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来改善经营机制，但遗憾的是外资机构似乎更看重对中资金融机构的控股权及借机拓展自己的高端业务；有的甚至以财务包装转手出让为目的；对中方希望得到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则以种种理由加以拒绝。

　　目前尽管对单个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持股比例有不得超过20%的限制，但对在某个业务领域的持股比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如信用卡等零售业务，目前外资银行在与国内银行合作谈判中普遍都提出了50%对50%的持股要求。由于对这一领域控股比例和准入条件尚无明确规定，使国内银行在谈判中明显处于被动地位。

　　另外，一些外资银行正在通过收购等手段力图突破目前有关持股上限的监管规定。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一些机构和人士仍一味追求引资的规模和"时尚"，对于外资金融机构正利用我国金融业急于引资的心理，从股权和业务上以较低成本谋求对我国金融的控制权，缺乏足够警惕。

　　事实上，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限制民营资本的准入不平等问题迄今仍没有什么改善的迹象。从最近出台的《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看，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发起人股东中必须包括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了硬性规定，但对引入国内民营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却无明确规定，从以往的实践看，民营资本的实际审批上限为10%。由此显示，在银行业改革的引资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民营资本难以在中资银行改革中发挥作用，也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当然，也有人认为，由于外资机构是专业的金融机构，而民营资本往往以前并未从事过相关的银行业务，因而国内中小商业银行更加偏向于外资而不是民营资本。在引入民营资本时，这些银行往往会提出比较苛刻的投资条件。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有史可鉴，当初的招商银行和交通银行不都是民营银行?这些民营银行的经营者不是都成功地实现了由实业资本家向银行家的角色转变?如果我们深入探讨发现，在当今股东与经理人相互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中，职业经理人市场完全可以为我们提供真正的银行家。说到目前我国缺乏本土的职业银行家，原因可以归结为是我国银行业对国内民营资本的开放未免晚了一点。

　　以上种种问题，不仅反映出有些人对国有银行所抱有的"自轻心态"，而且还透视出在银行业改革中存在着对程序公正的市场化基本原则的严重背离。如果上述现象得不到及时纠正，如果程序公正得不到保证，那么必然会导致国内银行业改革中逐步滋生对外资的"输血性路径依赖"，有了这种形式的依赖其实就等于让外资间接地拥有了垄断特权。现在，有些人倾向于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对立起来，强调国有银行存在着"制度性折扣"的"市场化思维趋向"，这无疑是在路径选择的外资依赖之上又增加了我们在引资谈判的被动砝码。

　　我们不禁要问，除了有"制度性折扣"，难道我国银行就没有"制度性溢价"吗?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会采取如此大的力度来支持银行业改革的。这就有了外资对控股评级较低的广发行依然兴趣盎然，这就有了建行和交行在中国香港上市后股价翻番的奇迹。"制度性溢价"的诱人之处也毕现无疑。

　　要加强对银行业改革全过程的管理和监管

　　记者:在银行股改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如何加强对银行业改革全过程的管理、监管，是下一步推进银行业改革需要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其意义何在?又需要做些什么呢?

　　刘煜辉: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四大行承载着太多的国家利益，即便改制后也不太可能成为一种纯粹的商业性金融机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下更是如此。

　　有鉴于四大行对我国具有如此大的意义和重要性，因此，在推动四大行及其他商业银行改革的重大事务中，有必要建立一套完备的决策机制来保驾护航。如果在重大金融经济问题决策中，相信"少数大智大慧的人能够自然引导社会回避风险"，不可避免会造成更大的风险，这与现代社会的政治理念也是不相符合的。为此，我们建议，应当成立由国务院、有关政府部门、有关金融机构和专业研究人员等组成的金融改革专门委员会，在这一委员会下再成立不同的专业化小组，分别负责研究论证银行改革的战略规划、改革路径、改革方案及评估改革效果等，制定外资在中国银行业及个别国有商业银行中资产、业务领域、规模和股权等限制比例，对改革的操作方式进行评估和监督，以及为对银行业的改革决策提供咨询，把握好银行业整体改革的正确方向。

　　与此同时，要建立一种程序以保证社会公众对金融改革的知情权。其中，重大的银行改革决策应事先提交全国人大有关委员会讨论和听证，国家审计署应对银行改革中有关资产评估、资产处置和资产定价等操作细节建立有效的审计监督机制，以及及时公开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各种详细数据、搜集方式和操作程序。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国银行业改革真正做到接受社会监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加强对改革全过程的管理、完善内控机制和监管体系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核心目标。(记者:邹民生乐嘉春)

　　看点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以及所谓的股权是否贱卖，其核心关乎国家经济命脉和金融安全。温总理的讲话，事实上表明了政府的态度。国家绝对控股意味着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高度关注国家金融安全。

　　●对外资银行来说，我国国有银行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其自身的财务状况有没有得到改善的潜力，更重要的是，国有银行遍布全国的业务网络、客户资源、市场影响力以及它手中所掌握的银行特许经营牌照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得到这些，外资银行就可以通过快捷的方式迅速进入我国市场。

　　●金融被称为第二国防，它事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必须控制在本国人的手中，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会拱手相让。风暴的来临，有时候就在一夜之间，也许就是一个很小的引信。国家金融安全就是这样，战争在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下也许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居安思危"则不可片刻忘却。因此，在开放的条件下，如何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既保护民族金融业，同时又能够吸引先进的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经验，这的确在考验我们改革者的智慧。

　　●我们不禁要问，除了有"制度性折扣"，难道我国银行就没有"制度性溢价"吗?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会采取如此大的力度来支持银行业改革的。这就有了外资对控股评级较低的广发行依然兴趣盎然，这就有了建行和交行在中国香港上市后股价翻番的奇迹。"制度性溢价"的诱人之处也毕现无疑。

　　编余

　　清楚地记得去年10月编发余云辉等撰写的《谁将掌控中国的金融》一文时的情景。那篇文章比较富有激情，言辞比较峻烈。然而，作为财经类文章，激情固然重要，事实和数据更重要。在最终刊发之前，差不多有两个多星期，请作者对相关事实和数据进行仔细核对和校验。这是立论的基础。说实话，这篇文章只是提出了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在中国银行业改革过程中，中国的金融自主权到底将会怎样、金融安全到底会怎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应该关心的问题。但这需要更专业、更有说服力的研究加以论证。不光金融如此，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市场、中国的相关产业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拥有的主权意识。即便在所谓完全市场化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为了加大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加深认识，我们又约请了央行及社科院金融所的研究人士撰写了相关文章，对这个问题作了更冷静与细致的分析。我们期待着同行们有进一步的跟进。跟进是来了，但个别媒体不惜版面，用30多年前人们并不陌生的语言把议题引向了歧路。这是很无趣的。现在，温总理的一番讲话，可以说是对大家关切的一种回应，也是下一步银行改革需要把持的尺度。银行改革如此，其他行业又如何呢?对此，我们仍将会持续予以关注。

　　------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