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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勇
在3月7日上午全国人大北京代表团的全体会议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针对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赴境外上市的现象直言，国有企业的境外上市导致了国有资产600亿美元的大规模流失。必须通过法律规定限制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境外上市之路。
鉴于国有资产流失这个敏感性问题，此言一出，立即引起舆论哗然。
由于中国企业境外上市还是最近10年的事，并且目前也尚未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以加强境外投资以及驻外企业监管工作，在这种背景下，国有资产有一定程度流失，应该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引起普遍关注的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流失的规模之大。不过，笔者认为，从度量国有资产流失规模的依据看，似有些随意。
纪先生在谈话中说，这些大都掌控着垄断性资源的优质国有企业均是以低市盈率在境外上市，价格比国内资本市场同类企业价格低了20%以上。1993年至2005年大中型国有企业在境外“上市过程”中，涉及的国有资产流失估计不少于600亿美元，这和国企改制过程中涉及的国有资产流失数量相当。
显然，纪先生把国有资产流失锁定在国有企业境外上市过程这个环节上，并通过境内外同类企业上市价格的比较来量化流失的规模。
要搞清楚的问题是，境内外相关指标是否有可比性？其中的关键指标是市盈率。所谓市盈率，是指股票市价与每股收益之比。众所周知，由于在新股上市和流通上的体制原因，境内资本市场历来以惊人的市盈率而著称。同时，高出境外同类股票一大截的市盈率被认为是境内股市尚未步入理性的重要表征。退一步讲，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同类型公司有不同的市盈率也是国际资本市场上常见的现象。考虑到这些，如果简单地对境外股市的市盈率或价格加以比较，并计算国有资产境外流失规模的话，可信度显然并不高。
反过来说，如果国有资产在境外上市的过程中有价格过低的现象，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些优质国有企业还要趋之若鹜地奔赴境外。按照纪先生的预测，在未来2~3年里，境内仍有100家企业将奔赴境外上市。如果在境内上市更合算，这些大型国企就不可能有积极性跑到境外充当“冤大头”。显然，我们不应该否认国有企业境外上市的理性选择。其他的不说，单单是境外资本市场巨大的融资功能，就足以对大型国有企业构成吸引力。实际上，纪先生的调查已经显示，至2005年底，共有约310家境内企业在境外上市，这些企业的市值总和已经达到了37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内地深沪两市A股和B股的市场可流通市值的2.39倍。
总之，笔者深感通过立法强化对境外上市监管的紧迫性。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相关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应该建立在更具说服力的分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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