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与自主创新国家战略

　　本报评论员 王 梓　主持

　　实习记者 　喻 平 刘颖婷

　　北京报道

　　自主创新标志着我国国家战略重要转型。去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而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架构，则需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创新体制之构建，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推动。以资本创新推动自主创新，是当下的现实选择。近期，本报特邀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负责人、中共中央党校客座教授祁斌，清华大学副校长康克军，纽约大学金融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梅建平，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张育军共聚长江商学院，就自主创新与资本市场创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76期。

　　自主创新：转变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

　　《21世纪》：去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将“自主创新”明确为我国的国家战略，首先，请各位谈谈在目前背景下自主创新战略的理由和意义。

　　祁斌：我们怎样理解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如果我们将眼光放长远一些，从历史的纵深角度来观察世界经济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的发展轨迹，就能更好地理解“自主创新”这一战略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提出来，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战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粗略地划分一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个阶段，随着战争的结束与和平的到来，长期压抑的民用消费被释放，催生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所以，欧美日等国经历了非常迅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阶段。但这种发展必然会因为民用消费的逐渐饱和而渐趋瓶颈，事实上，这一增长阶段持续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就进入了以滞胀为标志的第二阶段。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进入了消费低迷、经济增长乏力的滞胀状态。在这个阶段中，美国经济较好地解决了发展瓶颈的问题，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浪潮，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引领美国经济逐步走出低谷。有数据表明，在七十年代末期以前，高科技产业在美国经济中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1979年开始特别明显，高科技产业对美国GDP的直接贡献基本上在百分之十左右，加上其溢出效应，实际上帮助美国实现了可持续的增长。进入到九十年代，以网络和生物等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来势汹涌，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实现了新的前所未有的增长。而反观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至今仍然未能走出低增长的困境，在高科技和新经济的洪流之中，也处在甘拜下风、亦步亦趋的尴尬境地之中。

　　超过半个世纪的沧桑变迁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在初级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渐趋饱和之后，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是缘于其强大的创新能力。

　　1979年，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释放了此前长期压抑的社会消费需求，也由此推动了至今为止二十六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称，“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如此多的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经历如此快速的改善。”的确，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成长为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提供了崛起的坚实基础，特别是，如果对比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与日本、德国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看到在中国经济的强劲和持续增长的同时，这些国家一直徘徊在消费低迷、增长乏力的窘境。

　　但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为我国经济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的同时，我们要警示自己的是，如果将近三十年的初级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接近瓶颈，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在哪里？即使不是现在，五年、十年、二十年后的中国经济会不会陷入这些也曾经“风光无限”的国家现在所遭遇的窘境？要突破这样一个世界经济增长的普遍的怪圈和瓶颈，今天的我们应该怎样去做？

　　事实上，目前我国经济已渐渐呈现出内需不足的问题，与日欧等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遭遇不无相似之处，值得我们警惕。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徘徊在以加工制造为主的低层次经济发展模式中。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利润中心”，近年来，日本、韩国等地的股市和经济状况回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来自本国企业在中国获得的丰厚利润，而中国只因提供了低成本的生产要素而获得微薄的利润。

　　因此，对中国经济而言，采取有效措施，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已经迫在眉睫。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突破初级消费达到饱和后经济低增长的怪圈和瓶颈，只能依靠自主创新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而现实的困境更是要求我们尽快构建中国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和长效机制。

　　康克军：一方面，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面临经济增长模式的战略性调整。我国已经过早地遭遇到了很多发达国家还没有遇到或者比人家尖锐得多的问题；而对此我们没法借助其他国家现成的经验来解决，必须找到创新的思路。一旦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其他国家可以借鉴。中国走建设创新型国家道路的战略选择，不仅惠及国人，甚至对全球都是很大的贡献。

　　另一方面，现在在很多技术领域，至少从科研角度看，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像过去那么大，和发达国家形成了竞争关系，他不会把最有竞争力的东西轻易给你。不靠创新，这个鸿沟跨不过去。

　　20年前我们有大量的科研课题是做跟踪、模仿，或者试着应用人家某种已经成功的技术，这种创新跟原始创新没法比。但我们现在有些研究也在前沿了，这个时候模仿谁呢？这种情况逼着我们主动探索，因此自主创新成为必然。

　　梅建平：我从可持续增长和国家安全两个方面来讲讲自主创新的重要性。

　　第一，现代经济学有一些研究结果，发现自主创新和所有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中扣除了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以后剩余的生产率。经济学有一个铁律：边际效益递减。这在生产里也同样适用，随着劳动力、能源、原材料各方面投入的增加，得到的经济增长会越来越少，生产模式变成了消耗资源型。这种生产模式不可持续。

　　要打破这种铁律的制约，唯一的方法就是自主创新，这包括产品创新、管理创新等，就是创造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出新的产品，使得经济增长在一个新的阶段重新开始。这就可能保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第二，是从一个国家经济的安全性角度来考虑。亚洲金融危机虽然过去，但是危机发生的国家都经过了痛苦的经济衰退，它们GDP的增长从原来的5%、6%、7%，甚至8%，下降到-10%，然后进行硬性调整。这种大动荡，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甚至政治稳定都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亚洲国家这么脆弱，经不起外汇市场以及其他资本市场的冲击呢？这当中虽然有外在的原因，但是内在原因很重要，就是这些亚洲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它们的自主创新，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比较弱的，也就是内需的问题。全要素生产率低具体表现在利润比较差，导致企业本身的抗风险能力差，往往很多企业都在破产的边缘，或者是企业的资本结构很不合理，一旦出现货币贬值或者升值，企业就容易出现资不抵债的问题，这样就导致这些国家的企业普遍抗风险能力低，也导致整个国家的抗风险能力比较低。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人民币面临着持久的升值压力。由于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比较低，导致外贸企业的利润比较低，因此如果出现汇率波动，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话，很多这方面的出口企业，实际上面临亏损的危险。而且，由于我们的资本市场不是很发达，企业的融资很多是银行贷款，因此他们的负债是人民币负债，但是他们收入很多是出口外汇收入，这样一来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企业的债务负担、利息负担会越来越重。这会导致我国企业与经济抗风险能力比较低。

　　祁斌：我想补充一点，为什么我们不能沾沾自喜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直充当“世界工场”的角色？在当今这个全球激烈竞争的时代，如果我们只安于现状，亦步亦趋，就永远徘徊在全球经济“产业链”的下游，或者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向上游迁移。许多发展中国家跳不出这个怪圈，而发达国家则利用其优势谈判地位，只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已经过时或者经济附加值较低的产业，而自身则依托于其已经建立起来的创新机制，不断向“产业链”中经济附加值更高的产业迁移，永远把发展中国家甩在后面。因此，要跳出这个怪圈，要突破，要超越，同样，也只有依靠自主创新。

　　小平同志很早就说过：“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人的附庸。”而中国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构建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机制。对于自主创新，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高度加以认识。

　　资本市场：构筑自主创新的机制保障

　　《21世纪》：接下来的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就是，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依靠什么去实现？

　　祁斌：我想强调的是，真正长期的和可持续的创新能力，是依靠一整套体制去保证的。而在这一整套体制中，资本市场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科技创新最大的难点在于，它是无法预测的，更不能依靠政府的某个部门来加以预测或进行行政指导。过去30年全世界高科技产业都出于美国，这是为什么？资本市场的发现机制是重要的原因。美国的科技创新风起云涌，被称作“硅谷模式”，实际上指的是从风险投资到资本市场的一个体系，也是一个把科技创新者和科技的投资者撮合到一起的机制。这个机制的效果就是，美国引领世界的科技潮流，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计算机、八十年代的生物技术一直到九十年代的网络都是如此。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美国的强大，并不是它的GDP居于世界第一，也不是它有微软这样的巨无霸跨国公司和比尔·盖茨这样的高科技产业领袖，更为重要的是它有一个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主体的高效的金融体系，这个机制赋予了它不断产生新的微软和比尔·盖茨的能力。而这个机制，是我们中国最需要研究和借鉴的，当然需要结合我们中国的国情，而不能简单地照搬过来，但是有一些基本的规律是普适的。

　　反之，过于依赖政府的主导作用来发现和推动科技创新，则很可能是事倍功半，挂一漏万。在这方面，许多国家有深刻的教训。我们国家也作过一些类似的尝试，效果并不好，科学研究到科技产业的转化效率非常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科技创新还是要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发现和推动机制，依靠资本市场。

　　康克军：从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说，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一直处在创新的前沿。但是，这些年我们创新的工作并不如希望的那么理想。像清华大学每年取得的工程技术型科研成果大体上只有两成左右进入了转化阶段。但是这两成里，可能又只有两成真正成功转化成了生产力。应该想办法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把科研和社会需求结合起来。确确实实有很多机制和体制方面的问题，资本市场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祁斌：我们这一代中的很多人，在1980年代都是首先投身于自然科学事业的，在当时，多多少少是抱着科技救国的理想的。我记得到1990年代初，离开清华出国留学，也是受到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的影响，认为二十一世纪是生物世纪，到美国去学习最先进的生物技术。后来下决心转学经济和金融，是因为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才意识到，在具体的研究领域里，很多基础性的科学研究与高科技产业或者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各方面还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有一个社会成本和时间成本的问题。直到今天，尽管我们仍然相信，生物和其他学科中的很多技术进步将是未来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推动力，但是，也必须认识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建立一个从科学技术到科技产业的转化机制，比在一两个领域赶超发达国家更加重要。用一句过于简单的话来总结，就是从“科技救国”转向“资本救国”，为什么说这句话是过于简单呢？因为实际上不是仅仅有了资本就可以，而是要建立一个依靠市场——资本市场——的推动机制和发现机制，来成就我国在一些已知的和更多的未知的领域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实现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21世纪》：那么，政府和市场在自主创新中各自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祁斌：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主要起到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在基础研究和国家重点项目中的主导作用。在基础研究方面，政府的支持能够有助于保持一个国家的研究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而这是任何企业都不愿意投入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以什么样的方式或机制进行支持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在军工和其他关乎国家安全等重点项目上的主导作用，例如“神六”这样的项目，这些是比较难市场化的。但是除此以外，常规的科技产业发展、常规科技创新都要依靠市场。

　　所以，政府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作用是要营造好的创新环境，包括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等等。党中央提出科技创新，非常及时。我们中国人在很多科研领域非常出色，硅谷也有很多中国人。近年来，无论是在硅谷，还是在国内，中国人里也涌现出不少依托于资本市场的科技创新和创业的成功案例，完全没有理由自卑。推动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的发展，建立一个发现和转化的机制，会有助于大量的科技创新出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下一阶段的动力。

　　康克军：我非常赞同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凡是科研成果发生了效果，对社会产生了作用，通常都是有一个好的企业机制在后面做支撑。

　　而且，现在很多中小企业从科研中寻找新的增长点的动力很强。如果研究能够跟这种动力结合在一块，产生的效果就会非常好。但是很可惜这种环境还很不够，包括国家政策环境、资本环境都很欠缺。另外，还有市场以外的因素，比如文化理念需要转变——传统观念的知识分子都不习惯与市场和商人打交道。

　　《21世纪》：资本市场对自主创新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祁斌：一般理解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贡献，会集中于其融资功能，但实际上远不限于此。资本市场不仅为创新企业提供发展所需的资金，更为重要的是，也为其提供各种其他社会资源，使其迅速形成竞争优势。例如，资本市场提供的股权和期权计划，帮助创新企业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资本市场为创新企业提供的世界一流投资银行家的专业财务和管理顾问服务，使其一举脱离传统作坊式的经营方式，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同时，资本市场也为创新企业进行并购和扩大业务范围提供融资便利。以微软为例，1986年微软上市前资产只有200万美元，总收入仅为1.62亿美元，20年后的今天，微软已经具有2500亿美元的市值，总收入增加到368.35亿美元，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企业之一。

　　资本市场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大大缩短了科学技术与产业的距离。通过高科技企业上市，许多像比尔·盖茨这样原先普通的科技人员成为亿万富翁；截止到1999年底，微软8000名员工从公司期权中获得了80亿美元的财富。正是这种巨大的财富效应，激励了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怀着同样的梦想辛勤创业，也使得世界各国优秀的科技人材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据了解，在全美从事科学和工程项目的人员中有72%出生在发展中国家。

　　所以，我们说，与传统的银行信贷不同，资本市场全方位解决了高科技企业的需求，包括融资、并购、治理结构、激励机制，等等，甚至上市本身就是一种广告和宣传——公司在交易所一挂牌，报纸、电台每天打出公司的名字，公布行情，对品牌的宣传比满街贴海报来得快多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高科技产业在资本市场上市，也解决全社会富余资金的出路问题，为老百姓参与经济成长提供了可能。所以说，资本市场不仅集中了全社会的资金来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也集中了全社会的智慧来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因为，当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关注他们投资的企业时，相当于全社会在发现、监督、筛选高科技企业，而社会资源也因此得到更为有效的配置和利用。

　　张育军：资本市场对高技术企业自主创新来说，首先是筹资功能。其次是风险分担功能，自主创新及高新技术的开发和成果转化，需要进行长期的研究和试验，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又面临极大的风险，单是国家投入或个人投入都不够，要靠有投资性和投机性需求的资本，银行也无法满足其需要。通过资本市场“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长期直接股权融资，能够最大限度地分散风险，满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并能起到一种鼓励投资和奖励创业的示范效应。第三，达标机制，通过发行上市审核等制度安排，对发行人的规模、财务指标、股东人数、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和持续上市等，提出明确的和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和要求。第四，强有力的社会监督。第五，企业家培育，自主创新能力重在应用能力，资本市场是培育企业家的摇篮。通过引入风险资本，会给企业带来新的管理理念等增值服务；通过改制辅导，使企业家明白资本市场的基本规则，熟悉市场；通过股东、监管者、社会方方面面的约束，迫使企业家树立诚信意识；通过资本市场收购兼并等的洗礼，以及相关产权制度的安排，使企业家逐渐积累经验，走向成熟。

　　我们讲到的资本市场是多层次的，有交易所市场，还有场外市场，前期孵化阶段需要风险投资介入。再加上起步阶段的政府补贴。一旦形成这样比较完整的生态链，就能促进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反过来讲，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也为资本市场提供源源不断新鲜血液，使广大投资者能够分享国民经济增长的成果，形成良性循环。

　　祁斌：这里不得不提到韩国。韩国在1990年代的末期开始建设他们的高科技板块KOSDAQ，顶住了2000年后数年内NASDAQ的低迷所带来的严重冲击，培养了大量的高科技企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韩国的KOSDAQ在2005年的回报超过90%，居全世界所有市场之首。很多人看《大长今》，却不知道在韩国文化产业的背后，有很多信息和其他相关产业是依托于韩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起来的。

　　韩国的经验对我们的启示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有一种舆论认为东方文化不适合搞资本市场，事实不是这样，韩国的例子很有说服力，东方文化并不排斥良好的资本市场。

　　第二，历史再次证明，资本市场是落后国家超越发达国家最为有效的工具之一。在19世纪下半叶，华尔街支撑美国经济迅速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今天，韩国的三星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日本索尼的一倍多，最近甚至扬言要收购索尼，而短短几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三星当时还被索尼视为不屑一顾的竞争者。不借助于资本市场，这种跨越式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企业如此，国家更是如此。

　　《21世纪》：去年出版的《伟大的博弈》一书让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华尔街何以成为华尔街？纽约何以成为纽约？资本博弈成就国家间的伟大博弈，诸位如何理解资本市场和大国博弈之间的关系？

　　祁斌：如果我们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过去几百年的世界历史，资本博弈的重要意义就会更加清晰。过去三个世纪以来，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本洼地”现象。十七世纪，大量国际资本涌入荷兰，荷兰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国；十八世纪，大量资本涌入英国，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十九世纪，欧洲资本大量涌入美国，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回顾历史，100年前，美国超越英国是与纽约股票交易所超越伦敦股票交易所同步发生的。今天的世界似曾相识，国际上几个大的交易所和金融中心——纽约、东京、伦敦、法兰克福以及香港和沪深——的竞争，背后实际上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所以资本市场的竞争并不是简简单单比谁的股市更活跃、更有效，在全球主要交易所和金融中心竞争的背后，依然是大国的博弈。而且，资本市场的博弈，直接影响到大国博弈的结果。因此，必须高度认识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性。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小平同志曾构想过，“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八百美元……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我们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一个伟大的构想怎么去实现？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超过了人均1000美元，下一步如何把握良好的崛起机遇？

　　小平同志提出，“金融是核心，一招棋活，满盘皆活”。历史给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提供的深刻启示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并追赶发达国家的大国来说，资本市场的建设是一个基本国策，必须放在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

　　资本创新：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原动力

　　《21世纪》：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创新举措，诸位有什么评论？

　　张育军：股权分置改革是消除资本市场发展中重大制度性缺陷的最基本的举措。如果没有股权分置改革，中国资本市场很难有健康规范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支持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支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在实践中，股权分置改革是对现有资本市场一次系统的清理和规范。它清理了历史遗留问题，规范了上市公司运作，唤醒了投资者权利保护意识，强化了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了市场投资行为，为未来的市场开辟了道路。只有进一步加快股权分置改革，中国资本市场才能真正迎来转折，从这个意义上讲，股权分置改革到了非做不可的时候。

　　现在看来，基本的方针政策“统一组织、分散决策、市场化操作”是正确的。但是这也有一定的成本，比如相关的融资暂时停下来了。因此在股权分置改革问题上，最基本的态度就是要大力推进，能快则快，如果不能尽量缩短股权分置改革的时间，我们付出的代价会更大更长。

　　我们对深交所团队的要求和基本态度，就是在股权分置改革上全力以赴，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推进改革，希望年内能基本完成。

　　祁斌：股权分置改革是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理顺基本框架的重要举措。在操作层面上，基本上采取了政府主导、市场化操作的做法，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希望能尽快走过这个阶段。同时，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发展也有赖于很多其他相关改革措施的推进。

　　梅建平：根据我的观察，股权分置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普通支持。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它可以使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变得更有效率，它实际上可以帮助或者是加快股票市场减少投机性，使得股票的定价更能够客观反映股票本身的价值。这些都有利于中国投资者在比较快的时间里面学会价值投资。

　　《21世纪》：尚福林主席也明确表示，2006年将是中国资本创新年，诸位认为，应该以怎样的资本创新思路进一步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张育军：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讲，制度创新一种是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动力来自市场；还有一种是针对市场缺陷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促成。从交易所层面讲，今年是深交所的制度与产品创新年。我们主要有五方面创新。

　　第一个创新是贯彻实施《公司法》、《证券法》，重塑规则体系；第二项制度创新，是建立一个安全、高效、多层次的市场体系；第三，具体交易制度方面的变革。过去基本限定交易所为“集中竞价交易”；现在改成“集中交易或其他方式”，给交易制度这块的变革带来很大的空间。同样，过去说交易所“以现货交易为限”，现在说交易所“可以采取现货交易或其他的交易方式”。

　　第四类创新，针对交易所的新业务、新品种，需要建立很多新的业务规则。比如做权证需要新的权证产品的规则，做资产证券化要有资产证券化的规则，等等；第五，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交易所也在考虑进一步推出衍生品市场，即新市场的制度创新。

　　祁斌：对于创新，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那就是，我们不是为了创新而去创新。一切创新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归结为两句话：第一是贴近市场，第二是解决问题。只有贴近市场才有创新的源泉，也只有解决问题才是创新真正的意义。

　　刚才育军讲到创新的两个方面，体制创新与产品创新。简单说来，前者政府的因素多一点，后者市场的因素多一点。体制创新的例子是证监会提出的大力推进股票发行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是由原来的政府主导的发行体制逐步转变到市场主导的发行体制，逐渐推行询价制，让市场中的买方和卖方主体去谈判和撮合，达到合理的价格。产品创新的典型例子是过去几年基金业的产品创新，更多的是依靠市场的力量。基金公司为了适应投资者的需求，不断去开发新产品，相继推出了债券、保本、货币、ETF等各种创新产品，而监管部门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对节奏和风险作适当的把握以外，不作过多的行政干预和指导。

　　所以，与创新相关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在创新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如何合理地定位。总结起来是两句话：一、中国的自主创新经济的建设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需要依靠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的发现和推动机制。二、建设一个健康有效的中国资本市场，也需要充分依靠市场的力量，需要依靠政府主导的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来实现。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的那样，“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载体

　　《21世纪》：2月9日，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其中特别提到，国家鼓励有条件的高科技企业在国内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努力为高科技中小企业在海外上市创造便利条件，为高科技创业风险投资企业跨境资金运作创造更加宽松的金融、外汇政策环境。中小企业在“自主创新”战略中的地位如何？

　　张育军：中小企业的重要性有好多数据可以说明。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9%；提供75%的新增就业岗位；开发65%的专利和80%的新产品；占总产值的66%；外贸出口的62%；税收的46%。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近5万家成长型中小工业企业占16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含大企业)的29%，销售收入占1/5，利润总额占1/3，资产总额占1/8，就业人数占1/4。简单概括：中小企业占着我们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中小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企业家的创业冲动应该有一个技术平台，他要不断的寻找能应用于这个市场的技术，这些技术又推动着企业的成长、企业的发展。比如中兴通讯，过去是一个中小企业，发行股票几千万，现在股本十几亿，每年成长回报是百分之几十。它典型地表明了中小企业发展中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资本市场，肯定没有中兴通讯现在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中兴通讯的快速发展，也没有给投资人数十倍的回报。

　　所以，本质上讲，科技创新加上资本市场共同推动中小企业成长，是我们国家财富的重要源泉。我经常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中小企业快速健康发展，倒过来说就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21世纪》：发展中小企业对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有何作用？

　　张育军：我简单谈几个观点：第一，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推动自主创新的根本途径，为什么？因为自主创新当中，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70%以上的专利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中小企业平均的创新能力是大企业的两倍以上。一些尖端的、高端的科技领域需要政府推动，但企业才是创新的真正主体。中国是一个中小经济为特点的国家，在我国，中小企业提供了全国约66%的专利发明、74%以上的技术创新、82%以上的新产品开发，已经成为自主创新的主要力量和源泉。只有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才能落到实处。

　　第二，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需要一个有效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支持。中小企业面对的几个问题，诸如融资难、缺乏核心技术能力、缺乏人才，说到底就是缺乏资金，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麦克米伦缺口”。只有建立一个有效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它们才能得到发展。

　　第三，要建立有效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现在最主要的内容是加快中小企业板的发展。因为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我们国家90%的企业都可以通过中小企业板得以发展。如果没有中小板，中小企业去哪儿融资？中小企业板的制度运转是现成的，如果说当初大家还有争议的话，那么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大家有了基本认同，中小板的一批企业也发展起来了。现在，中小板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三句话，加快发展，推进创新，加强监管。

　　第四，在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板的基本前提下，积极开拓其他层次的市场，包括进一步完善待办转让市场，比如说改进报价转让系统的交易结算制度，提高流动性；比如说比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梳理报价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的信息披露流程和方式；比如说探索报价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的再融资制度和转板机制，以便让科技企业进入待办转让系统。我们也希望在水到渠成的情况下推出创业板，建立场外交易市场。

　　梅建平：中国已经从原来资金比较贫乏的国家变成资金相对比较富裕的国家。 在投资上，人们希望市场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中小企业是一个相当好的投资品种。当然中小企业各股的风险比较高，但可以通过组合投资来规避。

　　此外，我认为中小企业板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可以冲淡社会上存在的仇富心理，也有助于建设和谐社会。中小企业板的发展会带来大量财富，也必然会给其中小投资者带来一些财富，这对缩小贫富差距有很大的作用。

　　祁斌：一个比较健康的资本市场应该是立体的，多层次的，中小企业在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中是比较有活力的一个群体。在成熟市场上，大盘股的平均回报率低于中盘股，中盘股低于小盘股，当然，中盘股的风险也大于大盘股，小盘股的风险也大于中盘股。但是，投资者会需要有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产品供他们选择。同时，大盘股和中小盘股的概念也是相对和动态的。当初还是小企业的微软上市时，不符合纽约交易所上市条件，才去了纳斯达克。后来美国最大的五个企业里面，有四个是在当初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纳斯达克。所以，在最新一轮纽交所和纳斯达克的竞争中，这一概念已经模糊了。

　　康克军：我特别希望我们国家能够有一大批对科技创新有巨大推动力的中小企业，这是现在所急需的。有些好的科研项目，大企业不屑一顾，没有内在的动力来投资。很多学者关注世界科技的前沿，洞察力很强，也可能向国家申请基础研究课题。但是我们“醒个大早，赶个晚集”，申请一个国家课题，没有一年的工夫根本拿不到钱。让学校自己出钱资助，又没有这个体系和能力，即使是小规模地支持一些课题，也要先经过评审；而具有创新性的东西要让人人都理解，最终通过评审，这又是难题。既然大企业、国家和高校自身在推动创新方面都不尽如人意，我们就需要促进有敢于冒风险，敢于有所作为的主动创新角色出现，抓住机遇推动自主创新战略的实现。另外，发展高科技型中小企业对解决目前大学生就业问题也很有意义。

　　最后，提到中小板我有两点担忧。第一，原来的主板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当初的问题现在是否已经平稳的解决了、过渡了？第二，新的资本市场应该有较高的起点，还要防止发达的国家资本市场出现过的问题。

　　《21世纪》：去年出版的《伟大的博弈》一书广受各界关注，资本博弈成就国家间的伟大博弈，如何理解资本市场和大国博弈之间的关系？

　　祁斌：引用去年“21世纪北京圆桌”相关讨论的一个标题，“华尔街成就美国”。从前人们认为一直认为虚拟经济依附于实体经济，金融只是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但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美国有人提出，没有美国的资本市场就没有美国的经济起飞，正是华尔街创造了美国的实体经济，这个说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所谓美国的经济起飞，或称美国超越世界其他强国有两次：第一次是1913年前后美国人均GDP超过英国，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在此前几十年美国的重工业化过程中，华尔街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次是二战以后，从七十年代以后，美国依托资本市场发展了高科技产业，把其他国家再次远远地甩在后面。由于缺乏强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德国和日本只能在美国后面跟着，美国搞网络它们也搞网络，美国搞生物它们也搞生物，但是怎么也跟不上，这是美国资本市场的机制优越性决定的。

　　金融体系是经济的

发动机，建设一个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高效的金融体系相当于为经济安装一个强劲的发动机，也相当于中医的“治本”之术，能战胜于对手于无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