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证券人的回忆之八：西康路101号

　　应健中　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教师、律师、编辑、证券公司高管

　　在1990年上交所成立前，有一段长达5年多的柜台交易历史。那时，在上海西康路、南阳路路口的西康路101号开办了一家证券营业部，全称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交易部。这个新时期的上海第一家证券营业部是利用静安体育馆看台下方的空间改建的。营业部不大，但在上海滩名震一时。鼎盛时期的场面用这次春节晚会上的一句台词来 形容就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那场面是相当壮观”。

　　当年，做股票和买国债的人都管那家营业部叫“西康路101号”。要买卖股票带好图章，股票的背面有出让方和受让方一栏，买卖双方盖了章才算成交。拿了股票的一方还有一个“息折卡”，上面记载每年领红利的情况。国债买卖场面更为热闹，都是实物交易，你拿怎样厚的钱去买，基本上能拿回来同样厚度的国债实物券。开始时，这种柜台交易很有秩序，但随着市场因素的变化，固有的交易方式就不适应了，于是黑市交易应运而生。

　　最早出现黑市交易的是国债买卖。由于当时国债买卖渠道不通，而市场又有很强的流通欲望，私下交易形成了规模就变成了黑市。记得有一次，我拿了2万元去买柜台上挂牌的、到期还有两年的1986年国债，我算好的年利率有15%，刚要准备买，横里插上来个小伙子，他跟我说，他手里有1988年国债，与86券同一天到期，年利率可达22%，我心想哪有这等好事？算了几遍后，的确如此，只不过一个已上市，一个还未上市，我毫不犹豫就买他手中的国债了。后来与这小伙子混熟了，我就上他家里去交易。他家在长宁支路的棚户区里，他告诉我他技校毕业在一家玻璃厂工作，现在混病假出来赚些辛苦钱。他在黑市贩子中是级别最低的，

上海人称“打桩模子”。他是卖掉后抽头，自己没有资金，要去二道贩子处拿货。前几年我在马路上还碰到过这个小伙子，矮矮的、瘦瘦的，很机灵的样子，他说现在那家玻璃工厂已倒闭，他下岗在家，帮人打些零工，处境不太好。

　　二道贩子中，我认识一个大家都叫他“老宁波”的老张，60多岁的一个退休职工。他天天穿着一件大衣，直到有一天，我要到他那儿去买点国债，他将我领到北京路，走进一个公寓楼的楼梯下，打开大衣，哇！看得我一楞，这哪是大衣啊，简直就是一个缝制得整整齐齐的流动“橱柜”，从上到下密密麻麻，在一个个口袋中装着不同年份和不同面值的国债。老张的这件大衣不知还在吗？如果还在，我想可以拿出来，放到博物馆去，这可是历史的见证呢！老张比较遵守游戏规则，有一次，我一手交钱，他一手交券，回家后一点少了50元，第二天我去找他，他二话没说，马上抽一张给我并再三道歉。做二道贩子的自己有点实力，要垫付几百万元在券上，能发出去就赚差价，发不出去就自己吃下来。

　　西康路101号门口的股票黑市交易的高峰期是在1989年年底，当时深圳的一批炒手在炒高了深圳市场后转往上海。由于当时流行买卖双方谈妥了价格后一起到柜台上去办理交割手续，所以人们就不理会场内挂牌的价格了，人们在马路上摆起了摊子，将股票明码标价。当时市场有一个叫孙鼎的大户比较活跃，他制作了一个像卖烟小贩挂在头上的那种大木盒，里面放着一叠叠股票并标清价格。我有时问他，他都懒得回答，只说“自己看、自己看”。当年活跃在黑市的大户，如今大多数已杳无踪影了。

　　对西康路101号门口前的黑市交易，管理层当时很头疼，多次派警察和工商管理人员去“冲”，但都没有效果。在执法过程中才发现，对这些黑市行为很难处罚，人抓来了处罚却没有依据。管理层由此逐渐意识到与其堵倒不如疏，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加快了筹建证券交易所的力度。交易所成立后，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股票依然供不应求，到1992年发认购证时，黑市交易仍然猖獗，而且手续不全的还分什么“双枪双须”和“单枪单须”分别明码标价。

　　在当时长达4、5年间，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调查和研究了各种黑市交易，分别在当时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新闻报》上发表了一些关于整治黑市的文章。随着证券市场架构的日趋齐全，1993年以后，上海的证券黑市交易才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