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晖：经济学人的谋财之道与风骨

　　张晓晖　自由撰稿人，现居天津

　　经济学者自身的谋财之道总是特别惹人关注。最近，香港某教授就颇惹争议，据说，此公很有些资财，且不说在港岛黄金地带的豪宅，仅年收入就高达百万港币。由此，笔者想起了大经济学家凯恩斯。

　　凯恩斯早年炒期货，做股票发了大财，谁也不知道凯恩斯到底有多少钱。但因为与一个俄罗斯籍的歌剧女演员要好，就斥资50万英镑为其买下了一座歌剧院。那时，牛津大学教授的年薪大约是500英镑，50万英镑，大约合一亿人民币吧！

　　正是优裕的经济条件使凯恩斯能够潜心于经济学的研究，能够跳出古典经济学的窠臼，形成了凯恩斯经济学的独立体系，用一套极漂亮的经济论证强调了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说起来，凯恩斯才是

宏观调控的鼻祖。经济学研究的成就并没有给凯恩斯带来财富，倒是从资本市场上得来的万贯家财使他在经济学研究中始终恪守独立。凯恩斯从不出任企业经济顾问，不出席有报酬的讲演，不承接预先授意结论的研究项目。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凯恩斯参加政府考察团周游列国，广泛调研。不同的是，凯恩斯是自己掏腰包，不接受任何资助或馈赠。因此，也不仰人鼻息，没有一点马屁相。

　　经济学的研究有所谓实证和规范之分，实证研究就是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比如GDP是多少，失业率是升还是降，实证研究比较客观，无论是谁，只要方法正确，得出的结论就是一致的，毕竟，事实只有一个。规范研究就不同了，它主要研究“怎样做”，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人提出的经济对策是不同的。探春要给小姐们添妆奁银子，晴雯要给丫头们加月例，焦大要给马夫们涨工钱，这就是“屁股决定脑袋”。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拿了谁的钱就要为谁说话，就个人而言，无可厚非，但作为公众形象的经济学家来说，就不大合适了。“受人钱财，与人消灾”不假，完全可以去做广告人物，做企业的代言人或者形象大使。化缘算命都无不可，但不能一边收钱，一边板着脸儿装菩萨。

　　有钱可能更有条件恪守独立，但如果没有钱呢？也有骨头硬的。马克思就很穷，穷到只能吃土豆度日，冬天烧不起煤，一家子冻得哆哆嗦嗦。但马克思没有到哪个公司里去谋个职务(至少在恩格斯的企业里谋个职位不成问题)，坚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泡在大英博物馆里，写出了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资本论》。

　　在贫困中还能够恪守独立，无疑需要更高峻的风骨，更高尚的人格，更伟大的精神。这正是马克思更伟大、更受后人景仰的地方。

　　筹备称帝的百忙之中，袁大总统想起了

北京大学，一旦登基做了袁皇帝，北大可就成“国子监”了，于是决定巡视北大。谁知车刚到北大门口就被挡驾，原因是“高等学府车辆禁行”，袁皇帝只好降尊纡贵，下车步行，等候在办公室门口的蔡元培校长，一见面就教训袁大总统，在英文里总统和大学校长是一个词(presi-dent)，所以校长无须迎接大总统。闹了个“烧鸡大窝脖”的袁皇帝怎么也想不明白，能把元宵(“袁消”)强令改称汤圆，怎么就不能坐着汽车进北大？

　　用“风”字能组很多的词，风流、凤韵、风骚、风致、风姿，最好的词儿就是“风骨”。为人治学，须当恪守独立，站直喽，别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