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快乐”的中国企业家

　　梳理近30年的中国企业家历史，竟没有发现几个快乐的人。这令人始而好奇，继而怅然。

　　从80年代的周冠五、步鑫生、马胜利到90年代的宗庆后、吴氏父子等，可以说他们是勇敢的、睿智的、愤怒的、豪放的，但是，却不能说他们是快乐的。

　　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成名的企业家中几乎没有一个“荣退”的案例。无论是长虹的倪润峰、三九的赵新先、科龙的潘宁还是红塔的褚时健等等，其命运轨迹竟大多是“起而传奇，中则辉煌，晚年落寞”。

　　于是，我们开始被这样的问题缠绕:一个焦虑躁动的、愤愤不平的、惴惴不安的企业家群体能够打造出一个繁荣而向上的商业时代吗？如果稍做解读，涉及下述三个方面:

　　——市场法制化程度低下，造成企业家创业的灰色特征。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往往落后于经济发展，使得那些先驱者和试验者被迫游走在法制的灰白地带，最终成为他们身后无法摆脱的“原罪”。

　　——政府的“无限参与”导致市场竞争的失衡和不充分。政府部门在资源、政策上的强势表现以及亲自下场竞争，是最具特色的中国国情，过去20多年中，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在被垄断情形下次第开放的。在这个过程中，国有资本既是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又是市场的竞争者，这直接造成市场环境的浑浊。与此同时，产权清晰化改革一直在非常不确定的氛围中曲折地进行，民营企业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寻找成长的缝隙，而那些在完全竞争环境中拼杀出来的国有企业当家人则为自身及其经营团队的利益被迫“曲线自赎”，这中间的种种微妙博弈，构成了当今中国商业最生动而暧昧的风景。

　　——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和积累不均衡，造成普遍的“仇富心态”。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反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企业家群体既是商业进步的创造者、旧体制的破坏者，也是财富积累的主要分享者之一。于是乎，在一个人人渴望致富、却又对先富者充满莫名仇视的社会中，他们最容易成为遭到攻击和质疑的群体。

　　上述的缺陷将直接演绎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企业家的“快乐缺失”，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如果中国企业变革的现有逻辑及价值观不被检讨，“快乐英雄”仍然会寻之而不可得。(文/吴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