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原：别样的司局长 尽心做事纯心做人

　　本报记者 马朝阳

　　“大、局、已、定！”李青原这样评价股权分置改革现状，说这话的时候，她的口气平缓但透着毋庸置疑的肯定。

　　之后，她就从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的岗位上“缷任”了。据悉她并未离开证监会 ，而是“要让更年轻的人来承担这一工作”。

　　她见证并亲身参与了中国资本市场最为重要的两个阶段，她不断地用“心跳”来表达身处其中的感觉。

　　她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足迹可谓“精彩纷呈、特立独行”。

　　别样的司局长

　　李青原大概是中国证监会最具个性的“官儿”，“特立独行”用在她身上恰如其分。

　　2002年7月，受当时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盛情邀请，李青原辞去高盛国际顾问的职务，出任证监会规划委办公室主任。任务很明确:资本市场发展白皮书、全流通和多层次资本市场。

　　李青原第一次开会就“出了错儿”。进入会议室，她随便找了一个位子就坐了下来。后来周小川进来了，坐在李青原旁边。有人善意地提醒李青原，她坐的是副主席的座位。李青原自嘲道“露怯露怯”。她在高盛“席位不分高低”的习惯在这儿行不通了。回忆起这件事，李青原笑得合不拢嘴，作了个鬼脸戏谑道“看，官儿不够大呀！”

　　官儿不大的“李主任”很快就以她的“独特”为人瞩目。

　　李青原很少微笑，要么不笑，要么大笑。说话坚决果断，经常使用一些“绝对化”的表达，透着直率和干练。她别具风格的服饰也常常吸引别人的眼球。

　　当然，最特别的还是她的工作作风。她不像个“官儿”。她对自己要做的事过于急也过于投入。

　　她召开的第一个会，是请市场人士来给证监会的人员“讲课”，她的观点是“要尊重市场”。之后，她频繁走访券商、基金、保险公司甚至散户大厅。她还通过私人关系把一些平时不愿意露面的私募基金经理召集到一起，让他们畅所欲言。

　　2003年，无论是证监会内部还是市场，对于股权分置改革并没有统一的认识，甚至尚未形成声势，很多人仍然把解决股权分置与国有股减持混为一谈，李青原说，那会儿一开会就有人说“这事儿不能提，一提市场就乱了。”

　　而李青原对此事的态度非常明确，这是她来证监会之前就有着深刻的认识，那就是股权分置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一定要解决。经过大量的调研之后，她递交了相关的报告。“现在的方案基本上都是按照我们当时的设计在运行。”

　　思路成熟了，但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并不容易。“我在这儿振振有词，人家反对的人也振振有词啊！怎么办呢？”

　　李青原决定走一步险棋。

　　2003年10月30日，中国改革论坛邀请李青原前去演讲，“哎，我正想着这事呢，机会就来了。你们不是说一提全流通股市就跌嘛，我倒要试试。”原定要讲金融改革的李青原灵机一动，把演讲内容换成了解决股权分置改革。“这事还不能给领导汇报，万一领导说不行，那我就真不能讲了。”李青原决定先斩后奏，“如果股市因此大跌，那我就辞职。”

　　这次会议上，李青原提出“要积极稳妥地解决严重阻碍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股权割裂的制度设计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个问题不解决，任何事情都走不动。”这是证监会官员首次公开谈到这一市场高度关注的敏感问题，其坚决果断令人吃惊，她的言论第二天在各媒体纷纷露面，股市受此影响，大涨三天。而李青原赶紧向领导做检讨:“领导您看我老犯纪律。”

　　这一做法将全流通问题公开化。此后，各种研讨会风起云涌。

　　同他人的谨言慎口不同，李青原常常忍不住“祸从口出”。

　　2004年1月，在本报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资本市场论坛上，李青原本是作为点评嘉宾参会，当讨论到股权分置的问题时，李青原坐不住了，“你们是专家学者，我也是博士啊”，她站起来，以她特有的斩钉截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股权分置是我国股市的一大弊端，必须尽快解决”、“2004年是解决这一问题很好的时机”，她甚至提出了“试点先行”的具体操作建议。

　　但2004年很快就过去了，股改依然没有开始。“市场一跌我就特着急。我总去找各部门的领导，总去找，他们都烦死我了”，李青原说到这里无拘无束地哈哈大笑。她甚至有时在“学者”和“官员”之间走钢丝。这年1月和7月，她分别在本报发表了两次声明，称她的观点只代表个人，不代表所在部门的意见，更不能代表目前的政策信号。

　　2005年，又一次资本市场论坛。李青原又谈到了尚未实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她激动地说:“去年我在这儿说的话，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会改。”犹如铁齿铜牙。

　　一位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也是她的好朋友。一次两个人争起来，李青原气得直拍桌子，“你这个反动派！”回想起来这些，她乐不可支，哈哈大笑。

　　当然，证监会的相关部门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这一工作。4月，试点启动。

　　股改的急先锋

　　2005年“五一”长假，不在北京的李青原收到同事的一条短信:试点了。

　　事隔近一年，李青原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我看了特高兴，特高兴。”她用强调的语气连连说，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试点公司是经过长时间考察和讨论定下来的。李青原在2003年底的那次演讲中明确提到解决股权分置一事后，就不断有公司找到证监会，要求当试点。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股改第一家的三一重工。三一重工的梁稳根表现得非常急切，他对李青原说，因为没有股权给对方，三一的国外战略合作者无法进来，这严重影响了三一的发展。“他急死了，他真急死了。”这是典型的李青原式的表达。

　　首批试点选谁？有人建议再来一次讨论。但李青原表示反对，她说，这样的讨论没有结论，没完没了。“就如同股权分置改革一样，有人觉得应该解决，有人觉得不应该，如果争执下去永远不会有结论，只能试。试点公司要吵起来那麻烦就大了，就应该内定，然后迅雷不及掩耳推出来。”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效果良好。李青原说，有些事情要三思而后行，而有些事必须化繁为简。

　　但市场一跌，马上就有各种声音，加上后来个别证券公司操作不规范、权证炒作等现象，对李青原的质疑也潮水一样涌来，瞧你出的这主意。李青原作了一个比喻:“证券市场就像一个房子，因为设计有问题，快要倒塌了，怎么办呢？先找个棍儿支起来，不要让它塌。你们又说这棍儿是歪的，这问题那问题，我说，那也要支，因为没有一根棍是直的。”她的口气绝对而又强烈。

　　中央领导的讲话、证监会的坚定、市场的积极反应最后使股改逐步进入稳定、快捷的通道。“尚主席是高，他顶着多大的责任哪！但在关健的地方，他的头脑最清醒。”

　　事实就像李青原所说，大局已定。

　　有人把李青原称为此次改革的最积极倡导者、鼓吹者，对于自己在其中的角色，李青原这样说:我们是研究部门，就是搞研究出主意。“我们的方向是，研究成果在业内、在社会上要有公信力、对决策要有影响力、对市场的发展要有推动力。我不在乎成果要得什么什么奖。这才是证监会研究中心的要求。”

　　但李青原对研究人员还有自己的理解。“我前两天还跟尚主席探讨过这个问题，证监会这种机构肯定得有学有术。光有学没术不行，有的学者著书一大堆，但具体问题解决不了。有些事情要争取，否则我怎么证明我的学问是真的啊？光有术没学也不行，什么问题你说不清楚，你怎么说服领导？”

　　做这个有学有术的司局长，李青原说“很开心”，“做出了学问，国家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帮着解决，还有比这更高兴的事吗？这比当官有意思多了。”

　　这和李青原步入资本市场的初衷一脉相承。

　　早期创业者

　　一说起资本市场，李青原常常两眼放光、激情四射。“资本市场太有意思了，比小说有意思多了。我很少看小说，因为资本市场的故事比小说更精彩、更惊险、更有悬念，那些部门为了各自的利益，争啊吵啊，这里面有各种的嘴脸、还有叛徒啊！”这样的“戏说”也是李青原讲话的方式之一，她自己说着说着就先哈哈大笑起来。

　　1979年，李青原考取了联合国译员，成为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首批进入联合国的工作人员。“那三年我基本上周游了世界三圈，真长见识。”见识了发达国家的强盛，又回想起自己插队当农民时看到的中国最真实的贫困状态，李青原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中国要改变落后局面，需要经济方面的人才。“我们那一代人所受的教育都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她开始主攻经济，“申请只参加联合国有关经济的会议，并且和国内来的经济学家经常联系、向他们求教，常去哥伦比亚大学听一些经济学演讲，比如加尔布雷斯等著名经济大师的演讲都亲耳聆听过，受益很大。”

　　回国后，李青原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吴大锟教授的博士生，主攻方向是美国经济。“在读美国历史和《资本论》的时候，我就发现，资本市场是个很了不起的东西。”当时正值各种新思潮活跃，国外的很多经济学家、经济界名流纷纷来中国讲学，懂经济又精通英语和法语的李青原成为这些论坛的活跃人物，索罗斯就对她大加赞赏并为她提供了去美国作论文的机会，这也是索罗斯赞助国内第一个人的研究项目。在美国，她与高西庆、王波明、刘二飞等一批留学生在资本市场的见识上意气相投，后来，他们回国后成立了“联办”，并开始初建中国的证券市场。

　　“我那时在体改委工作，联办就挂靠在体改委。那时的工作比这次股改更难。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那时你说证券市场，有几个人听过啊？”李青原说，那期间她经历的“心跳”简直一次接一次。

　　其中一件是国库券从行政摊销改为承购包销。“第一年费了半天劲没做成，第二年又费了半天劲眼看就要成了，各部门都协调好了，承销商好不容易也找好了，签字仪式都定好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会的请柬都发出去了，我们正在手忙脚乱地准备开会的材料，突然一个部门来电话，说这事不行了。”李青原对1991年的事情记忆犹新，“睛天霹雳啊！接电话的同志都不敢告诉别人，我们俩脸都绿了。这可怎么办哪？”李青原从震惊中稍微镇定了一下，“找我们体改委主任啊。”领导听他们汇报完，从办公室走出去了。“我们那个紧张啊，不知道他干嘛去了，万一今天不回来怎么办啊？还好，他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原来是去卫生间。”这么一个小小的插曲把李青原“吓得心脏病都快出来了”，“领导拿起电话，给相关部门的领导拨通了，开始协调。我这高兴啊。”李青原满脸的沉醉，完全回到了十五年前。这次非常规的冒险，李青原成功了，“他们那天跟我们说不行的时候，我们灰溜溜的，这回，我们给他们说，这事又行了，他们又灰溜溜的了。真是有意思。”

　　当时在联办工作的刘纪鹏说，那时李青原的工作作风就非常泼辣，“见领导推门就进，有一天，她在人民银行行长办公室门口等了快一天也没机会进去，最后快下班了，她索性径直闯了进去，非把她要讲的工作说完不可。”而当时同在体改委工作的李振宁说，“青原当时名气大，别人也很尊重她，这对她开展工作非常有帮助。”

　　李青原名气大，连她自己也没意识到。那时体改委在中南海办公，李青原喜欢戴的大耳环就成为中南海里的一景。有人常向她的同事打听:“你们那个大耳环是哪儿来的呀？”有人笑她“跟个非洲人似的”。但李青原依旧我行我素。

　　她的独特也为她赢得了尊重。成立证监会的时候，有许多波折。有一次关于这个问题要开一个会，会议通知，一名部长带一名司局级的干部。“体改委就我一个人在弄这个事，我是处长啊，这下把我排除在外了。”谁知司局级的领导恰好不在，主任就破例让李青原去。部长们都在前排就坐，李青原和其他司局长坐在后排。“领导说完以后，让大家评论吧。没人敢发言。”这样的结果几乎宣判了证监会的死刑。“领导最后说，没人说，咱们是不是就这样啦？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咣咣说起来。”这一说，原本寂静的会场炸了锅。“我说完以后，对面后排的司局长就开始跟我舌战。跟我说，美国怎么样，德国怎么样，我说，甭跟我说美国德国，美国德国是什么什么，实在是吵得不可开交。最后，领导说，这个事情既然没有达成共识，就先放一放。”这一放才促成了证监会后来的诞生。“开完会，有一部长过来跟我握手，说，看来还是后排比前排厉害。”李青原说着又乐得哈哈大笑起来。

　　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次就觉得不行了不行了，那怎么办呢，你就得去协调啊，说啊，跑啊。”

　　从起草《关于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到中国证监会的筹备和成立，以及国内第一家基金山东淄博基金的诞生、国债发行体制的转变等，李青原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成立之初的几乎所有工作。

　　“有时候真的很难。有人说，你可以推动一条船，但不要试着去推动一条河。有时就会想，我是不是在推一条河啊。”

　　对于李青原来说，资本市场不仅仅是她付出精力、智慧的一项工作，更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事业。“学者是什么，是一些追求终极真理的人，学者就要说学者的话。你发现了一个问题，你开出了药方，它还起到了作用，对这个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你就不会觉得辛苦，这太有乐趣了。”

　　正因为如此，当李青原受邀重返证监会时，她放弃了高盛的百万美元高薪和香港的温柔富贵生活，“不接受这个任务对我来说难在哪里呢？我说不出我不去这种话。我有这种情结，为国家做点事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改变的情结，这是一个梦想。”

　　也许正是这梦想，才带给李青原那么多次心跳吧。

　　(在股改之前和股改过程中，记者与李青原进行过多次谈话，李青原一直称，聊天可以，但不能发表。记者决定学习李青原“特立独行”的作风，此次发表的稿件未经本人同意和审阅，特此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