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006年投资分析与前瞻

　　公共投资促消费消除产能过剩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形势分析课题组

　　面对高储蓄，我们应该理性对待，高度重视投资缺口，2006年的总体投资对策:实施“公共投资促消费”的投资战略，消除产能过剩危机，同时扩大住宅投资，满足被延迟的住房 需求，实现对消费的带动功能。

　　理性对待高储蓄

　　高储蓄应是我国的宝贵资源，而非负面因素，要予以善待和善用。有关研究发现，储蓄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内储蓄和经济增长间有强的正相关关系:储蓄率越高，GDP真实增长率越高；并且各国国内储蓄整体也呈现增加的趋势。90年代的东亚货币危机也跟储蓄问题紧密相关，危机的产生是过分依赖国外储蓄的结果，而不是投资过高的问题。事实上，国外储蓄仅能部分满足国内投资的需要，而只有国内储蓄才能为大部分投资融通资金，并支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亚洲经济增长机制可总结为出口/投资引导的“追赶”型增长，而保持高而稳定的储蓄率以支撑高投资使其与拉美国家具有明显的差别。拉丁美洲在90年代经济表现不佳，反倒是由于国内储蓄偏低而过分推行吸纳国外储蓄战略的结果。伴随着金融资本流动自由化，这种战略使拉美国家深受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导致了巨额经常项目赤字、日益增加的外债和金融危机。这个结论间接地反映了国内低储蓄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从不断扩大的储蓄投资缺口看，从理论上说，消除或弥补储蓄投资缺口，一靠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二靠进一步扩大净出口来弥补，三靠提高投资率。

　　减少储蓄，增大消费固然具有较好的理论意义，但实践中中国的储蓄率短期内很难调整。扩大内需已经是我国政府多年来非常明确的宏观调控政策倾向，同时尤其强调鼓励消费，提高消费率。从长期看这是正确的导向，但从近几年的实践看，尽管刺激消费的措施较多，但总体上效果并不明显。

　　弥补储蓄投资缺口的办法之一是扩大净出口规模。近年来我国一直保持较高的贸易增长，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国际贸易摩擦不断且不断升级。如果我们继续采取依靠劳动力和产品低廉价格的优势，来扩大净出口以弥补储蓄投资缺口，无疑将引起更多的国际贸易摩擦，同时增大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目前的国际贸易环境来说，2006年出口增速将会有所放缓，加之进口需求增加，全年贸易顺差有可能会收窄。2005年实现的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净出口的增长，净出口额将达到7500亿元，近乎GDP的5%，相当于2005年GDP增量的50%。

　　因此，在体制改革难以短期到位、总储蓄率难以有效下降的情况下，如果2006年净出口受到抑制，短期内弥合投资缺口的途径，剩下的唯一必然选择，就是不得不采取保持适度投资增长的宏观政策，保持一定时期内的高投资率，以弥补储蓄投资缺口。尽管从投资率的国际比较看，我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但多数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的投资率都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赶超型”国家的经济高增长时期，高投资率与高储蓄率、高增长是不可分的。就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居民收入偏低而支出预期加大的情况下，增加就业岗位以提高就业率并以此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扩大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的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因此，通过扩大投资规模、保持投资的适度增长，弥补投资缺口、消化过剩产能，既可预防通货紧缩、缓解人民币升值和基础货币投放量加大等压力，同时还能保持2006年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实施“公共投资促进消费”战略

　　面对加工制造领域的产能过剩和高投资率，中央一直在提倡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长期来看，强调鼓励消费、提高消费率的宏观调控政策是正确的导向。但是，从近几年的实践看，尽管刺激消费的措施较多，但总体上效果并不明显。近几年消费不足，除了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条件外，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公共投资不足带来的。由于公共投资不足，城乡公共设施不发达，城乡居民的非刚性消费缺少必要的条件，大量消费能力被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的高价格所蚕食，在此情况下单纯的抑制投资、刺激消费，是难以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的。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以公共物品带动私人物品产销的新时代，扩大公共投资促进内需扩大的政策战略势在必行。只有通过扩大公共投资、降低公共产品价格，为居民消费创造条件，才能建立起启动城乡消费的长效机制，并可以通过公共投资的扩大来消化目前加工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促进各行业的协调发展。

　　从扩大公共投资角度来看，有三个切入点。一是从投资力度来看，必须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削减(或退出竞争性领域的)经济建设费和压缩行政管理费支出，保持各级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在公共支出方面的比重和速度，加大财政对于基本医疗、基础教育、交通、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投入，实现公共投资带动社会消费的目标。二是从投资的方向来看，要改变偏重开发区经济类基础设施建设，忽视环境、卫生、基础教育、防灾减灾等人文类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的倾向，通过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供给的增加，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完善城乡消费条件，降低储蓄意愿；三是从投资地区来看，重点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力度，包括继续增发国债，加大转移支付，重点是农村基本医疗、乡村道路、人畜清洁饮用水工程、防灾减灾设施建设和电力、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弥补这些地区消费条件的不足，刺激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可消费开支能力的提高和消费环境的改善。

　　扩大住宅投资

　　住宅行业对于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消化能力无疑是最强的，且不产生进一步的产能过剩。从目前趋势看，部分中间产品行业的产能过剩后果在进一步显现，如何解决产能过剩，避免存量投资浪费，防止企业倒闭进而失业显著增加等一系列不良后果发生，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解决产能过剩的矛盾，除深化体制改革、建立产需均衡的长效机制外，在短期内，一是通过淘汰部分落后产能消除产能过剩，二是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扩大投资不足的行业的投资，以加长“短板”来消化中间产能过剩，实现“长板”与“短板”间的协调。从行业规模和对中间产品产能的消化能力看，除公共产品外，住宅行业对于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消化能力无疑是最强的。增加住宅投资不会产生进一步的产能过剩。在一般商品生产领域，过度投资会带来产能过剩。而在住宅建设领域，投资过程本身就是居住消费品的生产过程，不会产生进一步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

　　扩大住宅投资、增加住宅供给量，可以有效抑制住宅价格的上涨。尽管经过近年的宏观调控，商品住宅价格的涨幅得到控制，但商品住宅价格的高企，正在大量侵蚀居民的消费能力，大量购房者正在以自身和父母两代人的多年储蓄为代价购买作为必需品的住房，当前可支配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将未来的收入用于高价格的住宅产品，不仅用于其他消费品的当前消费能力大大下降，而且未来的消费能力也被提前透支。通过扩大住宅投资、增加住宅供给量，可以有效抑制住宅价格的上涨，甚至降低住宅价格，满足被价格高企而延迟了的即期购房需求。

　　我国住宅投资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各国住宅投资将持续保持固定资本形成中20%—30%的份额。中国住宅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率基本维持在15—19%之间，距离欧美主要国家20—30%的比率上有很大的差距。我们选取了东欧、中欧、西欧、北欧、南欧和北美的主要国家，观察1970年、1980年、1990年和1995年住宅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资金的比率。绝大多数国家固定资本形成中住宅比率都在20%—30%之间。反观中国住宅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率基本维持在15—19%之间，距离欧美主要国家20—30%的比率上有很大的差距，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加强住宅投资可满足被延迟的住房需求，实现对消费的带动功能。2005年的宏观调控规范了我国住宅市场秩序，减少了投机现象，并在动用行政手段后显著抑制了房价的过快上涨，也使城市居民在观望中延迟了即期购房需求。国家统计局6月份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八项措施”出台后，38.7%的消费者购房心理预期和购房计划发生了变化，其中，60.6%准备推迟购房，15.7%准备提前购房，7.7%打算取消购房，16%准备去租住廉租房。另据资料:北京一家机构“民调”显示:50.77%的购房者选择“长期观望，等待政府再出台新政策平抑房价”，在准备购房的消费者中，67.25%的人把购房时间推迟到“明年或再迟一些”。但需求的延迟不等于需求的满足，住宅市场上求大于供这一基本事实并未发生变化。

　　增加住宅投资、降低住宅商品价格，可以达到如下几个目的:(1)有助于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促进和谐社会建设；(2)扩大住宅投资，增加住宅实物量建设，可以带动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消化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3)当居民用于购买住宅的支出减少，即可支配收入中住房消费比重下降后，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其他消费品的消费能力增强，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4)增加住宅投资不会产生进一步的产能过剩。在一般商品生产领域，过度投资会带来产能过剩。而在住宅建设领域，投资过程本身就是居住消费品的生产过程，不会产生进一步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而且目前大量的住宅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住宅需求还很大，未来住宅投资还有着非常大的增长空间。因此，2006年应采取有效措施扩大住宅投资，以此促进经济平衡增长。

　　三大不稳定因素

　　尽管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在宏观调控中各种不合理的因素得到了有效抑制，投资规模也保持着平稳、较快的增长，但在固定资产投资中，以下三大问题需引起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

　　1、储蓄—投资缺口增大

　　所谓储蓄—投资缺口，是指投资率低于储蓄率，在储蓄与投资之间出现缺口，从而储蓄未能全部转化为投资的一种现象。

　　从国际经验看，以高储蓄率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日本和韩国，在其经济高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两国均在理论上倾向于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而高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手段；在政策上两国也倾向于通过政府干预，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储蓄增加从而为高投资融资，进而带动经济高速增长。而消费增长的相对滞后带来的需求不足则往往通过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来进行弥补。日本工业化结束之后，增大的投资缺口依赖净出口予以弥合，从而导致了大量的贸易摩擦。

　　尽管我国的投资率很高，但1994年以来，我国的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储蓄投资缺口始终存在，且近两年来的投资缺口出现扩大趋势。从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看，储蓄投资缺口已成为导致中国宏观经济一系列问题最关键因素。我国的投资缺口主要依靠出口顺差弥合，而出口顺差则意味着国内储蓄交给别国使用，相应的便是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储蓄投资缺口的增大导致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从上年的105.6下滑到101.7，加剧通货紧缩的压力；通过高出口顺差的净出口来弥补投资缺口，也导致贸易摩擦不断，争端加剧。投资缺口持续存在的时期也是我国国际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连续10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受贸易摩擦影响最大的国家。而日益增加的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的投放构成冲击，使货币供给越发宽松。

　　2、经济“中间大、两头小”

　　我国工业发展长期面临的基本矛盾就是能源、原材料、加工工业的矛盾。从“十五”时期来看，这个基本矛盾转变为了初级品、中间产品与最终产成品之间的结构矛盾，即“中间大、两头小”，产能过剩危机四伏:首先，高能(材)耗的中间品产业(钢铁、有色、水泥、石化等)产能过大、增长过快；其次，能、矿采掘业等初级品产能的高速增长追不上中间品行业的产能扩张需求；其三，最终产品(消费品、房地产等)的产能又无法充分消化、吸纳中间品行业庞大的产能。即初级产品的生产能力受能、矿资源的制约，难以有效扩大以满足中间产品的产能扩张，而最终消费需求能力及增长的有限性，又使中间产品产能呈现出过剩的局面。

　　上游产业的产能增长低于中间产业的产能的扩张速度，而最终产品产能的增长又低于中间产品产能的增长。尽管“十五”期间消费品的投资快速增长，但资本品、中间品的投资增速很高，采掘业增速相对较低，而消费品投资又受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和竞争程度日益激烈的影响，使其进一步投资增长的幅度不可能太高，对中间品和资本品投资扩大的消化能力不可能同步扩大，中间品投资扩张面临未来最终需求增长有限的制约。这使得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扩张必须解决新的结构性矛盾，而结构矛盾的解决面临产能过剩危机下的失业压力问题。

　　3、公共财政转型滞后

　　“十五”以来，中国财政收入以大大超过GDP增速高速增长，2005年超过了3万亿，但是，政府部门作为公共产品的最大生产部门，在财政支出中的公共开支仍然不足。尽管与1978年相比，财政支出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财政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已经大大下降，由64.1%下降到2004年的27.8%，但按财政功能性质分类，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是最大的。

　　我国多年来形成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型财政支出结构以及政府自身支出所占比重过高，使得社会急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公共交通、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包括计划生育)、公共环境、公共体育、公共文化、公共安全(食品、用水、财产等)、社会保障、减灾防灾等方面的投入与供给严重不足或无力供应(这些方面的公共支出与国际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社会问题越积越多。而公共投资的不足又导致社会消费条件不完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成本持续加大，从而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影响社会投资扩张，加工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因缺乏消费市场的支撑而难以有效释放。

　　瓶颈约束减弱

　　2005年以来，国家继续实行了“有保有压”的行业调控政策，在严格控制房地产、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投资的同时，加强了对农业、能源、交通运输及部分公共领域等薄弱行业的投资。

　　在主要受调控部门中，房地产业2005年共完成投资17527.5亿元，同比增长20.5%，与上年相比回落了8.6个百分点，占总投资比重从24.6%下降到23.3%，房地产投资增速与比重的变动趋势符合政策调控意图。受房地产投资回落的影响，建筑业投资2005年年初以来一直处于负增长的状况中，但从10月份开始，当月投资连续出现高增长，从而使建筑业投资1-12月累计增速达到57.7%，与上年增速相比反而高出17.3个百分点。在原材料工业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投资也同样在经历了较明显的回落之后，临近年底又开始出现回升的苗头，投资增幅分别从1-10月的22.0%、20.5%回升到1-12月的27.5%、26.6%。但是，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增速逐步回升。说明这些受重点调控的行业即使是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形势下，受着市场内生性需求的强力拉动，依然有着随时出现反弹的投资动力。在各瓶颈部门中，部分资源约束型行业投资增长较快，公共部门投资增速提高。1-12月，基础能源行业中的煤炭开采与洗选业投资同比增长65.6%，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投资同比增长29.7%；受市场需求的拉动，基础原材料行业中的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投资保持了114.6%、56.4%和104.2%的高速增长；电力、热力生产与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31.1%。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等公共领域的投资增速均高于全国投资的平均增速；交通运输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瓶颈行业，尽管其投资增速低于城镇投资平均增速4.9个百分点，但有助于改善目前我国交通运输结构不合理、符合综合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铁路、水运和城市公共交通业，2005年保持了高增长的态势，分别增长45.7%、46.6%和34.4%，尤其是铁路和城市公共交通业投资增幅分别比上年提高了29.2个和44.1个百分点。

　　2005年，制造业投资继续保持近年来的高增长态势，全年增速达38.6%，占全部投资份额的比率从上年的24.8%上升到27.1%，说明制造业受到目前重化工业化与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的推动，继续扮演着第二产业乃至全社会投资增长主要源头的角色。进一步分析制造业增长的内部结构，可以发现，与“衣、食、住、行”有关的下游消费品制造业与处于中游的工业装备制造业，由于与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升级”的关系最为密切，目前成为制造业投资高增长的两大源泉。

　　2005年，一些公共部门的投资增速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与加工制造业等相比其增长并不快。1-12月，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公共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27.8%、22.3%、29.8%和28.4%，增幅分别提高10.2个、10.0个、10.1个和17.2个百分点。但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增幅比上年下降了37.0%，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增速低于城镇投资平均增速近5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全年投资负增长5.8%。尤其是教育投资，2005年投资持续低迷，教育投资的低增长是在我国教育多年来投资不足、作为公共产品供给短缺、教育内部投资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发生的，应引起有关部门的充分关注。

　　2005投资增长波动趋缓

　　增长小幅回升2005年1-12月，我国全社会投资累计完成88604.3亿元，比上年增长25.7%，增幅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23.7%，实际增速比上年(20.1%)提高3.6个百分点。其中，城镇投资累计完成75096.5亿元，比上年增长27.2%，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了0.4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后城镇投资实际增长25.2%，实际增速比上年(22.0%)提高3.2个百分点。农村投资累计完成13507.79亿元，比上年增长18.0%，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6.1%，实际增幅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无论从名义增速还是从实际增速看，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都比2004年有所回落。

　　1、地区投资“中移”与“北移”

　　200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地区结构变化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从三大地区看，中部地区投资增速最高，西部地区紧跟其后，而东部地区增速明显低于中西部。1-12月，东、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速分别为24.0%、32.7%和30.6%。东、中、西三大地区投资比重从上年同期的55.4:21.9:20.8转变为54.0:22.8:21.3，东部地区比重下降了1.4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则分别上升了0.9和0.5个百分点。

　　二是位于中西部能源与原材料资源区、地理位置又相对靠近东部沿海的省区，以其“采掘业、制造业双活跃”的特征而成为引领当前投资高增长的主要区域。在投资增速高于30%的九个省(区)中，除位于东部的山东、河北外，其他几个省(吉林、安徽、江西、河南、内蒙古、广西、云南)均属于这一类型的省(区)。

　　三是从东部地区几大增长极的投资增速看，环渤海地区明显超过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成为拉动新一轮经济与投资增长的主要引擎区，沿海投资重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北移”。从1-12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看，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和珠三角地区(广东)的投资比重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3和0.8个百分点。相比之下，环渤海地区(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东)的投资比重则由2004年的23.6%上升到24.4%，上升了0.8个百分点，其投资份额已占全国投资的近四分之一。

　　四是投资增速较低的省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最发达省市与西部“边、少”省区这两头。全年增速不到20%的九个省(市、区)分别是上海、浙江、广东、北京这几个东部最发达的省市，以及西藏、贵州、甘肃、青海、新疆这几个西部最不发达的省区。广东、上海、浙江和北京的投资比重分别比上年下降了0.8个、0.6个、0.5个和0.5个百分点。

　　2、民营投资活跃而外资趋缓

　　从所有制结构看，2005年国有投资增速达到16.6%，比2004年虽略有回升，但仍明显低于全部投资的平均增速，国有投资占总投资的份额已从2003年的44.5%、2004年的39.4%，进一步下降到2005年的36.1%，显示了投资领域“国退民进”的大趋势。相比之下，2005年民营投资表现出更为活跃的增长态势，其中，私营企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和其他企业投资增长尤为迅猛，分别达到61.0%、37.2%和42.8%，占全部投资的份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提高了1.3、2.4、0.4个百分点，整个民营投资占全部投资的份额已达到52.8%。与内资民营经济相比，2005年港澳台投资和外商投资增速却出现了一定的下滑。1-12月，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投资增长18.0%，增幅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2.1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增长20.7%，增幅比上年同期下降了个31.5百分点。

　　1-12月，投资资金到位总量达到80934.05亿元，同比增长28.2%。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24.0%，国内贷款增长18.2%，利用外资增长25.2%，自筹资金增长36.8%，债券和

股票融资分别增长-25.5%和-50.8%。

　　(成员:王元京、罗松山、陈洪波、林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