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不稳定因素

　　尽管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在宏观调控中各种不合理的因素得到了有效抑制，投资规模也保持着平稳、较快的增长，但在固定资产投资中，以下三大问题需引起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

　　储蓄—投资缺口增大

　　所谓储蓄—投资缺口，是指投资率低于储蓄率，在储蓄与投资之间出现缺口，从而 储蓄未能全部转化为投资的一种现象。

　　从国际经验看，以高储蓄率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日本和韩国，在其经济高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两国均在理论上倾向于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而高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手段；在政策上两国也倾向于通过政府干预，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储蓄增加从而为高投资融资，进而带动经济高速增长。而消费增长的相对滞后带来的需求不足则往往通过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来进行弥补。日本工业化结束之后，增大的投资缺口依赖净出口予以弥合，从而导致了大量的贸易摩擦。

　　尽管我国的投资率很高，但1994年以来，我国的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储蓄投资缺口始终存在，且近两年来的投资缺口出现扩大趋势。从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看，储蓄投资缺口已成为导致中国宏观经济一系列问题最关键因素。我国的投资缺口主要依靠出口顺差弥合，而出口顺差则意味着国内储蓄交给别国使用，相应的便是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储蓄投资缺口的增大导致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从上年的105.6下滑到101.7，加剧通货紧缩的压力；通过高出口顺差的净出口来弥补投资缺口，也导致贸易摩擦不断，争端加剧。投资缺口持续存在的时期也是我国国际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连续10年成为遭遇

反倾销调查最多、受贸易摩擦影响最大的国家。而日益增加的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的投放构成冲击，使货币供给越发宽松。

　　经济“中间大、两头小”

　　我国工业发展长期面临的基本矛盾就是

能源、原材料、加工工业的矛盾。从“十五”时期来看，这个基本矛盾转变为了初级品、中间产品与最终产成品之间的结构矛盾，即“中间大、两头小”，产能过剩危机四伏:首先，高能(材)耗的中间品产业(钢铁、有色、水泥、石化等)产能过大、增长过快；其次，能、矿采掘业等初级品产能的高速增长追不上中间品行业的产能扩张需求；其三，最终产品(消费品、

房地产等)的产能又无法充分消化、吸纳中间品行业庞大的产能。即初级产品的生产能力受能、矿资源的制约，难以有效扩大以满足中间产品的产能扩张，而最终消费需求能力及增长的有限性，又使中间产品产能呈现出过剩的局面。

　　上游产业的产能增长低于中间产业的产能的扩张速度，而最终产品产能的增长又低于中间产品产能的增长。尽管“十五”期间消费品的投资快速增长，但资本品、中间品的投资增速很高，采掘业增速相对较低，而消费品投资又受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和竞争程度日益激烈的影响，使其进一步投资增长的幅度不可能太高，对中间品和资本品投资扩大的消化能力不可能同步扩大，中间品投资扩张面临未来最终需求增长有限的制约。这使得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扩张必须解决新的结构性矛盾，而结构矛盾的解决面临产能过剩危机下的失业压力问题。

　　公共财政转型滞后

　　“十五”以来，中国财政收入以大大超过GDP增速高速增长，2005年超过了3万亿，但是，政府部门作为公共产品的最大生产部门，在财政支出中的公共开支仍然不足。尽管与1978年相比，财政支出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财政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已经大大下降，由64.1％下降到2004年的27.8％，但按财政功能性质分类，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是最大的。

　　我国多年来形成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型财政支出结构以及政府自身支出所占比重过高，使得社会急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公共交通、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包括计划生育)、公共环境、公共体育、公共文化、公共安全(食品、用水、财产等)、社会保障、减灾防灾等方面的投入与供给严重不足或无力供应(这些方面的公共支出与国际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社会问题越积越多。而公共投资的不足又导致社会消费条件不完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成本持续加大，从而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影响社会投资扩张，加工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因缺乏消费市场的支撑而难以有效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