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 顶天立地一书生

　　他是一个文弱书生，轻言慢语，恭敬谦和；他又是追求科学的一个狂人，废寝忘食，永无止境；他对科研的要求是“顶天立地”，技术是一流的，产品是实用的；他是年轻人心目中的一代宗师……

　　□本报记者马朝阳

　　王选离开了。寒风中，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的门前，悼念的人排成了蜿蜒的长龙，静穆，伤感。

　　灵堂内，鲜花簇拥，一队队年轻的面孔在这里肃立、鞠躬，满怀敬意地留言。而遗像中的王选，淡定、微笑、慈祥、淳厚。

　　一如他生前最常见的表情。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生前经常骑车穿过燕园的王选，大概没有想到，他的自行车在年轻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辙痕，无数崇敬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他瘦削的背影。

　　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大写的人。

　　年轻人认准目标，就要狂热追求——王选

　　“当代毕昇”、“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王老师，您开辟了一个时代”......在悼念者的留言簿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话。

　　王选受之无愧。作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他推动了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创举，也是王选一生最辉煌的杰作。

　　王选曾说过:“一个成功的人，要具有卓尔不群的洞察力和远见。在科学界，曾有这样一个比喻，所谓指兔子的人、打兔子的人、捡兔子的人。指兔子的人就是指明科研方向的人，打兔子的人就是进行科技攻关的人，捡兔子的人就是让技术在市场上能够产生效益的人。因此，对于一个科研岗位上的领导者来说，他应该具有这种指兔子和打兔子的能力。

　　而王选具备这种能力，敏锐的洞察力。

　　这种能力使他在年轻时作出了一生最重要、也最有意义的选择。

　　他的同学、中科院院士张恭庆说:“大三选择专业时，王选跟大多数人选择数学专业不同，他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这在当时属于新兴专业，很多人看不到这个专业有什么前途。但他看到了1956年1月制定的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未来重点发展学科就包括计算技术。他后来跟我说，只有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他的选择被证明是富有远见卓识的。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选就开始了计算机硬件技术的研究。

　　1974年8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由四机部(电子工业部)、一机部(机械工业部)、中国科学院、新华社、国家出版局(新闻出版署)联合发起，国家计委批准设立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该工程有三个子项目，北京大学参加了其中“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制，成立了以计算机研究所为首的协作攻关会战组，王选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主持研究工作。

　　王选后来有一句对年轻人的忠告:“年轻人认准目标，就要狂热追求。”

　　这是他的亲身感受。

　　激光照排的价值、它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印刷业的这种根本性的革命所带来的前景，把年轻的王选深深地吸引住了。

　　王选的老朋友、北京大学电子学系教授金东瀚介绍说，当时的王选为了工作常常夜宿实验室。“那时候的王选身体虽然不好，外表看起来也很平和，但是做起项目来非常用心，而且有种志在必得的霸气。”

　　当然，对于科研来说，单纯身体的劳累往往是整个成功道路上最基础也最微不足道的，最重要的是找到通往科学顶点的正确之路。

　　王选找到了，那就是创新。

　　当时日本流行的是第二代光学机械式照排系统，欧美流行的是第三代阴极射线管式照排系统。在实现汉字照排自动化方面，日本在美国、原西德的帮助下，已经研制出一些设备。

　　王选意识到，在国产计算机条件简陋的情况下，走常规的科研道路显然是不行的。深思熟虑之后，一个最大胆、最前瞻的设想在王选的脑海里初具雏形:采取跨越式发展的技术路线，直接研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1976年12月，王选写出了“748工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方案说明”，此后他设计的激光照排控制器(后来被称为栅格图像处理器，英文简称RIP)，成为了汉字激光照排的核心。1979年输出报版样张，标志硬件系统成功；1980年第一本用国产激光照排系统排出的样书《伍毫之剑》诞生，“北大方正”诞生。

　　成果出来了，王选得到了政府和学校的承认。但他旋即又被另一个苦恼包围了:他们的成果不被用户采纳。

　　1984年年底，在一个“论证中国的照排是否需要引进”的中国专家论证会上，除了新华社的一位技术人员以外，所有的专家都赞成必须引进。就连对他们一贯相当支持的电子工业部资深专家也说北大的系统是落后的，要引进国外的来促进自己的发展，这些令王选非常伤心。

　　1985年7月的访美之行，更是给了他很大的刺激。1985年的7月，王选访问做激光照排的美国HTS公司，他跟HTS公司的总裁见面的时候，知道这位总裁几个小时前才从北京飞回来，他们跟北京的一个中央大报签了430万美元的合同。看着这位总裁春风得意的表情，王选说自己心里非常难受，因为方正的系统只有220万人民币，但却无人问津。后来，王选向国家经委汇报时说:“三年多、五年之内，我们把国外所有的厂商全部赶出中国。”

　　若干年后，王选回忆起创业时期的艰难，他说这期间最苦恼的，就是中国人不相信自己的产品能够超过外国人，不相信淘汰铅字是由中国人来完成的。

　　让神话变为现实，王选付出了近二十年的努力。

　　那时王选有一个习惯，他随身带着一个放大镜，到外地出差时，随手买一份报纸，他就用放大镜仔细看，很快就辩认出是不是方正的排版系统做的，看这个排版系统排出的有什么问题。

　　他一天一天地看，看到使用方正的报纸越来越多。

　　人们的不信任一天天在减少，但王选却又跟自己过不去了。他脑子里成天想着，怎么让这个系统升级换代。黑白的报纸可以用激光照排了，能不能做出彩色的呢？

　　1989年夏天，闷热而焦躁。

　　王选和自己的学生肖建国坐在办公楼外的一棵树下乘凉。王选对肖建国说，你能不能弄个彩色的系统出来呢？

　　多年后，已成为方正集团首席技术官的肖建国回忆起来这一段，仍然对恩师崇敬有加，在那么喧嚣的环境中，王选仍能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他这一次的建议，促成了彩色激光照排系统的诞生，并最终引起了国内报纸的彩色化革命。

　　肖建国说，王选对他们的要求是“顶天立地”，顶天是要求技术一流，立地是要求产品实用。

　　创业的过程漫长而艰难，王选从一无所有中起步，最后硕果累累。1992年，王选和他的团队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占领了国内99％和国外80％的中文电子排版系统市场。这个阶段既让他感到痛苦，也得到了常人所享受不到的乐趣。他曾经说:“1987年至1992年间，每到一处，我首先要看街上的报纸，看那些用了我们的激光照排系统排出的漂亮的版面，这种乐趣是难以形容的。”

　　而谈到成功，他这样总结:“我想，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他最初的动力，绝不是想要拿个什么奖，或者得到什么样的名和利。他们之所以狂热地去追求，是因为热爱和一心想对未知领域进行探索的缘故。”

　　“我和邓稼先并不认识，但我很佩服他。他的伟大在于:他不仅自己才华横溢，而且能够让手下比他更出众的人充分施展才华。”——王选

　　北大方正壮大之后，王选曾经担任方正集团的董事、香港上市公司方正控股董事局主席。而由于他的重大贡献，他还成为中国社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在九三学社、全国政协担任重要职务。在他面前，官商两条路都是坦途。

　　但他说，在所有的称谓中，他最喜欢和习惯的还是“老师”，这个称呼后来一直伴随他终生。他的秘书称他为“老师”，他的部下称他为“老师”，甚至他的领导也称他为“老师”。

　　在学生们的眼中，他具备他们对于一个老师的几乎所有期待。

　　王选对于年轻人的疼爱时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特别是在谈到方正青年人的成就时，他会眉飞色舞、语调急促，一反平常说话轻声轻气的习惯，有人这样描述他的一次讲话:“他恨不得把所有有成绩的年轻人挨个儿称赞一番。”

　　王选称自己有一件宝贝，那就是他专门用来记录与员工谈话的笔记本。方正每招一届员工，他就让人事部门整理一本花名册，一有空，就到这些员工所在的部门去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不久就能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

　　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于人才的偏爱。方正的博士生导师汤帜，当年是陪着别的同学到王选家来咨询考研的，但王选却独具慧眼发现了汤帜的才能，并最后录取了他。“汤帜的数学成绩很好，程序设计得过奖。在做我的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发现他特别着迷于技术，一个问题想不出来，会一想再想，直至找到答案；他的程序设计也很少出错。计算机软件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技术第一线的人太苦太累，而汤帜一干就是16年。这样的人才，我们应该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

　　王选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还看过一位学生长达100页的毕业论文。“他用五天的时间就给我提出了修改意见，我想，这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位学生回忆这件事时带着无比的敬意。

　　王选对于年轻人的支持，既出于对科学研究的尊重，也是他的大气人格所致。

　　1993年2月，王选真正离开了设计工作的第一线。后来谈到这件事时他曾说，让他作出这种选择的是那年春节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像往年的春节一样，那年他还是在家里闭门搞设计。两个星期后设计完成。他的学生刘志红过完春节回来，他看了以后对王选说:“王老师，您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IBM的PC机总线上有一条线，您可以检测这个信号。”

　　“这意味着我两个星期的研究成果成了笨拙设计。”王选还想起两年前的另一件事儿，也是这个学生。1991年初，方正91设计即将上市，王选忽然发现自己设计的芯片在处理图形时有漏洞。一时又想不出解决办法，便把这一问题告诉了三个年轻人。他坦率地说:“当时并没有指望他们能想出对策，因为他们都没有参加这一芯片的设计工作。不料几天后，刘志红想出了一个妙招，回避了这一失误。”

　　学生的一句话，引起了王选的深思，使他认真地反省自己。“拿我自己来说，我的两次创造高峰是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那一年我27岁)和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那一年我38岁)，那时的我是无名小卒。在工作中我常常会受到一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但实际上对技术细节了解甚少的人的干扰。而我自己，这些年，也似乎成了计算机某个领域里的所谓‘权威’。但我心里清楚:我看的技术资料和文献已不如年轻人多，第一线的实践也不如年轻人丰富了。在计算机这种新兴学科领域，如果不掌握或不熟悉重要的技术细节是容易犯‘瞎指挥’错误的。我的创造高峰已过。我应该做我现在能够做的事，帮助那些有才华、有潜力、尚未成名的‘小人物’，他们需要我的支持。”

　　既能授业、解惑，又理解后生可畏，并适时激流勇退，这是真正的大师风范。

　　方正的一位年轻人说，王老师曾经对他们讲过，有才华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自己不要把做官当成一种奋斗目标，甚至也不要把当上院士作为奋斗目标，如果老想着当院士，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做好事业。要出大的成绩，必须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热爱的科学与技术领域！

　　“一个献身于学术的人，就再也没有权利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必然会失去常人所能享受的很多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不少乐趣。”——王选

　　“他最爱穿的就是白衬衫和卡其布的裤子，膝盖那里经常磨得发白。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他穿西服都有些不习惯。”这是金东瀚印象中的王选。

　　肖建国说，在他的印象中，王选只有一条领带，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来客人了，就掏出来戴上。

　　和老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一样，王选生活俭朴，为人谦逊。他的资格完全可以住进新建的140多平方米的教授楼，但他一直都没住，表示对现有的住房条件已经很满足了，依然和妻子住在80多平方米的老楼里。方正集团很早就给他配了车，但是他一直是骑自行车上班。王选得过两个500万元的大奖，他全部用于课题支出。

　　他的微笑让很多人感到温暖。

　　一位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对于他讲的技术不太了解，王选就很耐心地用最直白的话给他讲解，一直面露微笑。他到外面讲课，时常会有学生为他操作电脑，一位学生回忆说，每次示意切换幻灯的瞬间，王选都会给他一个亲切的微笑。网名为“从前的邻家小孩”的网友这样留言:“王伯伯，三十年前和您同住在北大佟府的一个小院儿里，门挨门。那时我很小，常常到您那只有11平方米的小屋去玩儿，缠着您变魔术给我看，缠着您要糖吃，每次您总是笑着满足我的要求，那是我童年时很深刻的一段记忆。”

　　对他留下深刻记忆的还有此次遗像的作者张建设。1998年冬，张建设应北京大学邀请，为王选院士拍摄肖像。在布置背景、闪光灯等器材时，王选随和地和张建设聊了几句，张建设问:“您觉得几十年走过来，做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一直支撑着您的是什么？”王选没有多说什么，他拿过张建设的本子，在上面写道:“一个献身于学术的人，就再也没有权利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必然会失去常人所能享受的很多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不少乐趣。”

　　王选曾经向朋友表示，他很羡慕那些有业余爱好的人，可惜自己事情多，极少能休闲。

　　但他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

　　王选曾经用“研究”两字来表示自己对京剧的了解水平，一反平日谦逊谨言的作风，足见他对京剧的钟爱。受父母的影响，王选很小就对京剧着了迷。他说过:“从清朝同治年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著名京剧演员、唱腔流派甚至各派绝活儿，我都能一一道来。”当然，忙于工作的他，很少有时间去享受这一爱好。

　　在一篇《回忆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大学生活》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真性情:

　　“(上北大时)列车启动离开上海北火车站时，车内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当时著名的苏联歌曲:“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当年那个唱着“战斗的号角”快乐地来到燕园的王选，在燕园悲伤的哀乐中永远地离开了。但他看着走过面前的这些年轻面孔，知道这些年轻的心能够读懂他时，他当含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