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上海证券报 刘旭俊

　　◎(美)马克·里拉著

　　◎新星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

　　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与稍早些推出的安·兰德的《致新知识分子》，可谓是姐妹篇。两书都是在文化与政治的语境下关注知识分子，并且也都提到了"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这一命题，两位作者的阐释也惊人相似。马克·里拉将视线投射在知识的生成时代------古希腊。通过对柏拉图与叙拉古的僭主戴奥尼素之间关于公正的国家观念与社会秩序的无效沟通，以及最终先哲们屡遭磨难却还是无力改变戴奥尼素的暴政，确立了知识分子与政治的最初关系。在柏拉图时代，知识分子普遍具有"重回叙拉古"的文化心态与政治情结，然而，正如柏拉图的失败一样，"重回叙拉古"也无疑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热情从介入到幻灭的一次失败的里程。而安·兰德则把目光移向中世纪经院哲学垄断下的知识分子。她将知识分子身份与黑暗时代的暴政进行了对比，试图以此来找到症结------阿提拉主义。阿提拉，这位成功入侵罗马帝国的匈奴帝国暴君，却成了知识分子内心暴力倾向的代名词。

　　无论是马克·里拉，还是安·兰德，都揭示了知识分子研究中一段本应该得到高度关注的问题史------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马克·里拉的研究对象涉及当今学界显赫无比的重量级人物: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科耶夫、福柯与德里达。在他的研究中，知识分子成了连接知识与政治的接点，一面是知识分子获得知识的方式，另方面是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方式，两者都注定了知识分子在接受知识的同时，也必定会遭遇政治。倘若将政治简单地定义为权力，那么这种关系正好符合了福柯所论述的"知识------权力"的结构模式。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中，马克·里拉将这个结构充分展开了。首先，在欧洲兴盛一时的启蒙运动与弥赛亚情结，本身就是暴政特质与宗教狂热在知识上的体现。尽管它们彼此也相互冲突，但都有共同的指向性，那就是与极权统治的图景重合。

　　在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中，介入政治成了他们的必修课程。马克·里拉再度用了"叙拉古现象"说明了20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的介入:一些以不同凡响的智慧被确立为思想界坐标的知识分子，无论生活在民主社会还是法西斯社会，无论是否受到极权的压迫，都不惜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参与甚至支持极权原则或暴政统治。海德格尔因为具有纳粹倾向而遭后人诟病，罗曼·罗兰、萨特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斯大林主义辩护。用与萨特同年出生又可以算是齐名的雷蒙·阿隆的说法，那就是鸦片------知识分子的鸦片。由于坚信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知识与道德上的错位，以及由此引发的精神错乱，思想界的一个个武林宗师就如同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欧阳锋一样，要么助纣为虐，要么走火入魔。可以想象一个欧阳锋远比一个不谙武功的人危害更大，知识分子既是知识接受上的精英，也绝对是知识传播上的精英。鸦片不仅给思想泰斗们留下了污点，同时，他们思想的传播也必将伴随着吞云吐雾的鸦片烟圈一样弥漫。对于那些没有能力过滤知识中有毒物质的人来说，知识接受上的"消毒处理"工序无法完成，那么就只有在烟雾氤氲中既吸食知识，也吸食着鸦片的"二手烟"。完全可以料想，他们患上肺气肿的可能性比吸食鸦片的知识分子少不到哪里去，甚至病入膏肓的程度还会更加严重。

　　柏拉图与戴奥尼素会谈失败后，曾这样反思:作为一种强大的内在驱策力，爱欲既可能将人带入哲学王的最高境界，也可能带入僭主的最低境界。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声称，妨碍非压抑文明存在的可能性的东西主要是死亡本能。换言之，他呼吁爱欲的解放。然而，就如同马克·里拉阐述的一样，对于启蒙运动与弥赛亚情结的特殊感情也同样是由于爱欲的摆布。因此，爱欲不仅能促使文明的延续，也同样可以作用在政治压抑文明上。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爱欲就成了扳道工，改变着知识分子去向的轨道。因此，马克·里拉不仅揭示了知识分子研究中的问题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也暗示了问题的答案。就像前些时候网络上盛传的一篇网文，它的结构就是:当A遇到了B，……。然后通过这个结构的不断重复与延续，可以演绎出无数的可能性。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这种可能的多样性也可以如法炮制。尽管《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起码它已经在通往叙拉古、阿提拉、鸦片等地方的铁轨上亮起了禁止通行的红灯。

　　许纪霖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中对朱自清的知识分子身份前后差异的分析，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也有如此介入政治与社会活动的趋向，并以"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这两个不同的隐喻表述了这一观点。可见不论中西，知识分子的身份在遇到政治的时候必将殊途同归，那就是介入。

　　对于近年间在中国大陆上正在获得越来越多话语权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尤其是近年间饱受争议的经济学人，以及如何确保自身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独立与良知，读读马克·里拉，应该受益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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