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发展为何频换帅 韦杰夫黯然离去留下三大悬念

　　记者 陈宜萍

　　2月14日，西方传统的情人节。深圳发展银行选择这样充满浪漫情调的一个日子，发布公告称韦杰夫辞去该行行长一职，就此与“洋”行长结束了一年多并不浪漫的“姻缘”。中国本土第一位“洋”行长的履历就这样匆匆画上了句号。

　　韦杰夫其人其事

　　作为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深发展在2004年5月29日与美国新桥投资公司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自此成为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家由外资控股的本土银行。与新桥投资相伴而来的是，美国人韦杰夫在深发展走马上任，此举亦开创了中国本土银行第一任“洋”行长的先河。

　　现年53岁的韦杰夫是拥有美国

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会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在花旗银行和渣打银行有过20多年从业经验的银行界人士，于1988年为花旗银行在深圳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分行，成为美资银行在中国的第一任行长。当时韦杰夫被新桥选中，普遍认为是新桥布局深发展的重要步骤。2004年12月15日被任命为深圳发展银行行长之前，他曾担任新桥进驻深发展前的过渡期风险控制委员会主席。

　　如何尽快压减不良资产，同时提升资本充足率是韦杰夫上任后面临的两大重任。新官上任之后，韦杰夫不仅对人事和组织架构大动手术，大刀阔斧地更换了深发展18个分行行长，还高举零售银行大旗，2005年是深发展真正向

零售业务转型的第一年。该行在全国19个分行开展了“金融服务进社区”活动，反响良好。

　　2005年9月在云南腾冲召开的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联席会议期间，记者曾与韦杰夫行长有过一些接触和交流。操一口流利中文的韦杰夫给人的印象是乐观开朗、风趣幽默，他的活跃甚至成了这次联席会议上的一个“亮点”。当记者问及2006年将由深发展“作东”主持召开股份制商业银行联席会议，他有什么打算时，韦杰夫曾乐呵呵地说，我们要好好策划策划，一定会让大家满意。言语间似乎对深发展颇有信心。当谈到深发展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时，韦杰夫对“ONEBANK”战略、实施垂直管理颇为得意。

　　应该说，“洋”行长上任后实施的“新政”，使深发展在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韦杰夫推出“ONEBANK”战略，在总行和各分行建立起信贷风险控制官和财务执行官的垂直管理体系。他实施的财务会计和信贷风险垂直管理体系，是中资银行提升经营管理能力而集体选择的路径，而转攻零售业务亦是中资银行尤其是股份制银行近年来力拼的领域。这些“新政”使深发展逐渐告别“阴霾”。

　　“ONEBANK”战略、垂直管理给深发展带来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2004年年底，该行不良资产率超过11%，资本充足率按照银监会新口径已跌至2.3%，而截至2005年第三季度，该行不良资产率降至10%，资本充足率上升到3.4%。应该承认，韦杰夫的“新政”给伤痕累累、风雨飘摇的深发展注入了活力和生机。

　　新年伊始，深发展风波不断，尤其是深发展与北大青鸟集团之间关于北京市东直门项目的15亿元不良贷款的争执，更是愈演愈烈。而有关韦杰夫辞职的传言也已有些时日。不过，据透露，韦杰夫的辞职与上述15亿元贷款事件似乎没有任何关系，其本人并不负责15亿元的追缴工作。

　　频繁换“帅”为哪般？

　　回眸新桥投资后深发展所走过的路，韦杰夫并不是第一位被更换的高层人物。从2004年5月底新桥与深发展“牵手”，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深发展已数次换“帅”。

　　2004年12月15日，深发展就曾发布公告称，该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选举蓝德彰为该行董事会董事长取代原董事长周林。并同时宣布，该行行长何如请辞后，由曾任花旗银行(中国)第一任行长的韦杰夫取代。2005年5月18日，深发展又发布公告，宣布有“中国通”之称的洋董事长蓝德彰博士即将卸任，由独立董事、美国前副财长法兰克·纽曼接任。

　　美国新桥投资是一个由得克萨斯太平洋集团和布兰投资公司发起设立的私人权益资本。毋庸讳言，对于一家权益投资公司而言，主要是以尽可能短的投资时间和尽可能高的投资回报为其最高目标。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深发展沿用的体制类似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即每一家分行都相对独立，分行行长的权限颇大。韦杰夫进入深发展后，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垂直管理的风险管理体制。“从总行风险管理部门指派风险管理执行官到每个分行，同时另外指派一位财务执行官到每个分行，风险管理执行官和财务执行官直接向总行负责，向总行汇报。”韦杰夫对于深发展的改造，确实击中了中国银行业的软肋。但是这种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于是，韦杰夫立足于长远的改造措施便与新桥的投资定位发生了错位。

　　有这样一个事实值得关注。1999年年底，新桥投资曾以5亿美元购得韩国第一银行49%的股权和100%的投票权；5年后的2005年初，新桥以33亿美元将韩国第一银行的股权卖给渣打银行。在这5年期间，新桥同样多次更换韩第一银行行长。

　　深发展频繁换“帅”，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中资银行应该引进什么样的战略投资者？去年年底，银监会曾就引进合格战略投资者提出了五项原则和五个标准，对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和持有期限等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解读这项政策，显然是希望战略投资者能与中资银行真正成为战略伙伴，注重长远利益，实现“双赢”，共谋发展。

　　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多元化投资主体的介入，多重格局的产权模式的构建，自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任何短期投资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益也是不可低估的。

　　留下悬念几何？

　　韦杰夫的黯然离去，给人们留下了诸多悬念。

　　悬念之一：谁将是韦杰夫的继任者？

　　深发展在2月14日发布的公告里称，行长一职在短时期内将虚位以待。“深发展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法兰克·纽曼是该行的全职最高级别行政管理人员，行长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其领导下工作。他将继续担任该行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其他高管人员任职不变。目前，该行董事会已开始选聘新行长的工作。”

　　有媒体未经证实的报道称，交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肖遂宁有可能是下一任深发展的行长，理由是肖遂宁曾代表深圳市政府与新桥投资进行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记者就此电话咨询了深发展总行接近高层的人士，其表示“纯属胡乱猜测”。

　　深发展董事会接下来会物色一位本土行长还是另一位“洋”行长作为韦杰夫的继任者，这显然是近期人们关注深发展的一大热点。

　　悬念之二：“新政”是否持续？

　　对于7000多名深发展的员工而言，最关注的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ONEBANK”战略以及垂直管理等“新政”是否持续？韦杰夫黯然辞职的真正原因无从考究，如果真正原因与其实施的“ONEBANK”战略、垂直管理等“新政”有关，那么，不管谁继任，都会重新制定又一套“施政纲领”，而这套“施政纲领”能给深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吗？

　　悬念之三：深发展何去何从？

　　2006年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确实形势严峻，别的暂且不说，仅就资本充足率一项就让各家商业银行，尤其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决策层“头疼”。坦率地说，经营情况较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资本充足率的问题上都深感压力颇大，更何况举步维艰的深发展？目前其3.4%的资本充足率和数百亿元的不良资产，确实不容乐观。离全面开放的“大限”仅有10个月时间，在这区区300天，谁能力挽狂澜，助深发展走出低谷？在监管力度不断加大的今天，深发展将何去何从？人们对此有些担心，看来，这些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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