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印度路径

　　上海证券报 张军

　　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系教授，博导

　　把印度1991年以后的增长理解为1980年之后就开始的自然增长趋势的一个延续而不是增长的拐点，可能更接近真实。

　　国有企业至今仍在印度的制造业、服务业、和公用事业中都占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在资源丰富的地区，但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改革步履艰难。多种政治约束往往导致印度政府最后的决策事实上常常不利于经济增长，政府公共决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而极其有限。印度的大多数投资决策是由私人部门作出的。

　　去年11月底，我应邀去了西班牙古城巴塞罗那。在那里我参加了由"亚洲之家"(CASAASIA)举办的"第三届亚洲论坛"。论坛上我与不少以往的朋友相见，也结识了新的朋友。我得承认，这两年在国际场合相识的印度学者越来越多。在这次会上，我与来自印度的两位著名学者相遇。其中一位是德里大学的前校长、著名经济学家纳亚尔(DeepakNay--yar)先生。他曾经在牛津大学和萨塞克斯大学执教多年。还有一位哈佛大学出身的资深学者兼作家达斯(GurcharanDas)先生，他早期转行从商，后又成为著名的专栏作家。他撰写的《无限的印度(IndiaUn--bound)》至今仍被列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BBC搬上了银屏。

　　与以前一样，在这样的场合与印度经济学家相遇，总是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这并不奇怪，这种感觉更多地是来自于我们对彼此了解不那么多的现实状况，而今天我们又都彼此清楚地知道中国与印度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的话题总是那么的受人关注。事实上，除了我们分别在中国和印度的专场报告会上作了主题发言之外，茶隙饭后也总是免不了谈论着印度和中国之间那些有趣的话题。在两国的经济学家之间，很难想象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有意思的话题了。

　　过去的25年间，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在发展道路上表现出了很多显著的差别。不过，印度1947年以后的30年在经济发展上所走的路与中国差不多同时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却极为相似。因此，两国在20世纪中期确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政策。但是，印度是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唯一在经济发展之前就实行了西方式议会民主政治的国家。这是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前提，而由于这个前提，印度1991年推行的全面经济改革政策就不怎么成功了。前不久，我的印度朋友在电邮中与我讨论印度国有企业改革的情况时就说道，印度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选择上往往因为来自工会和其他利益团体的阻挠而在议会上无法取得共识，改革进展因而非常缓慢。

　　总体来说，国有企业至今仍在印度的制造业、服务业和公用事业中都占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在资源丰富的地区。但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可是在印度的政治体制下，亏损的国有部门的改革可谓步履艰难，这与中国模式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政治上的扯皮与议会政治的约束，印度的计划经济在自由化和国有部门的重组上面到底能做多少，就很值得怀疑了。

　　不仅如此，印度的经济学家经常会抱怨说，由于面临的多种政治约束往往导致印度政府最后作出的决策事实上常常不利于经济增长。在巴塞罗那，达斯教授告诉我，在印度，执政党和政府所干的事情大多数情况下等于为老百姓"授予鱼"，而中国政府则告诉老百姓如何去钓鱼。在印度的政治体制下，政府的主要精力在于"制造补贴"，而中国政府全神贯注于"制造增长"。也有人类似地说，印度的体制也许可以更好地协调利益冲突，而中国的体制则能更好地贯彻目标。印度有法律，而中国有秩序。

　　因为这样的政治约束，如果今天把印度过去10多年来保持的7%的经济增长率简单地归因于从1991年开始实行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结果的话，就显得过于天真了。纳亚尔教授告诉我，其实印度经济从80年代以后就一直在增长着。如果把印度1991年以后的增长理解为1980年之后就开始的自然增长趋势的一个延续而不是增长的拐点，可能更接近真实。

　　依照我们前面的简单讨论可以推断，印度的增长应该主要是非国有部门(民间部门)增长的结果。前年初，我应邀在新德里参加了关于中国和印度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会议。会上印度的经济学家在演讲中就明确指出，印度的经济增长发生在一个民主的联邦的政治框架里，并且主要依赖着本土的企业家精神和国内的金融效率而发展。言下之意，印度的大多数投资决策是典型地由私人部门做出的，而政府公共决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则因为政治多元化而极其有限。那么，民间部门的增长从何而来?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甘地政府的亲商政策与上百年来继承的英式治理制度(包括英文)的结合，鼓励了"体制外"的投资。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印度的经济增长不过是"制度资产的红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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