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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是改革的黄金时代。“改革”，仅这两个字的说服力和动员力就很了不得。那会儿改革带点群众运动的色彩，人们对前途满怀乐观，对自己正在创造自己的前途这一点深信无疑。人们之间的经济差距，按现在的标准可算很小，这使得大家有同舟共济的感觉。人们只恨不能马上接近美好的目标。目标是经济的，对深受匮乏之苦的中国人来说，没有比这种目标更有吸引力的了。
谈到80年代的改革，“自下而上”往往被提及。政府只要准许，观察，纠正，总结，推广，工作就算做了一半，一点也不用担心缺少动力和热情。“改革”这个词语本身就获得了意识形态的地位，它是80年代最大的褒义词——动物园给老虎换食谱，称为“喂养改革”；丈夫说服妻子同意买“任天堂”游戏机，最有希望的办法就是称为“家庭娱乐改革”。
那会儿争论也有，但经济领域内争论比现在要少。因为那时的人们对经济改革将给社会生活带来何等广泛的影响并不十分清楚。随后到了白银时代，人们明白过来改革是需要代价的，它不仅意味着获得，还意味着失去。医疗、教育、住房这三大改革是90年代的清醒剂，利益分化在此显出真实的面貌。早就在讲“阵痛”讲“触动既得利益”，但这些提醒基本上淹没在更响亮的声音中，人们只是事到临头才大吃一惊。
国企改革给城市生活带来残酷的内容，乡镇小企业的旋兴旋衰使农民最终还得像祖辈一样依赖土地。改革仍然具有号召力。深入人心的信念是，眼前麻烦一部分来自改革的不彻底，另一部分来自改革的不完善。在这种信念里，能让所有人满意的事情已经不再有了，社会的分化日趋明朗。在90年代，最曾激动人心的股市，后来最让人伤心的也是它，见证了改革如何从一场社会运动回归为规则游戏。
我们支持改革，不论是这个词本身还是它所代表的倾向。但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对中国人来说，这个词本身不再有原来的魔力，谁也没办法仅凭这两个字就让人云集响应。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经济指标已经不足以描述社会的变迁。20年来，秃子跟着月亮走，我们跟着经济学家走。以后人们也要跟随经济学家的智慧，但那仅限于经济进程里。最近一些经济学家广受批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承担了过多的功能。尽管那不只是他们的错误，但他们第一心甘情愿，第二得到双份报酬，所以也不必叫屈。改革毫无疑问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确定和描述新的目标还需要更广泛的智慧。(文/刀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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