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全球环境中成长

　　沃顿商学院的约瑟夫·H·劳德管理和国际研究中心的董事会成员认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乌克兰的橘色革命和东西德的统一都大大出乎公司管理者们的预料，从而揭示了全球变革和商机之间的联系。

　　在该中心举办的一个名为“理解全球性关联:最近各大事件给我们的启示”的小组讨论会上，他们指出，在未来，中国、印度和东欧很可能在全球商业的发展中发挥举足轻重的 作用。

　　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及劳德研究中心的主任理查德·贺瑞在讨论开始时邀请参加者们列举一些事件。这些事件不仅出乎他们的意料，而且还揭示了未得到正确评价的全球经济的相互关联性。贺瑞说，“我们对事情的发展总抱有一种既定的想法，通常情况下事情都是按照这一思维定势来发展的，但是出人意料的事情还是会不时地发生，使你不得不退后一步，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贺瑞还是沃顿商学院金融机构研究中心的主任之一。

　　16年的等待

　　大众汽车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卡尔·汉恩(CarlHahn)举的例子是柏林墙的突然倒塌如何为他的公司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机遇。那时，大众汽车火速进入东德并立即与德国政府签订了收购协议。收购结束之后，大众才发现它购得的工厂不仅高效、十分现代化，而且具有极高的生产率。汉恩说，各种设备运转良好，只是一直被封存着，因为东德缺乏足够的财力来进行生产。事实上，在东德，等了16年才迎来第一辆车子。

　　他说，“但是在这场竞赛中最让我震惊的是，我根本没有必要这么迅速地行动，因为没有人和我竞争。似乎没有人对这个新的市场感兴趣。这件事告诉我们当一个全新的事物出现时，大型公司要进行研究，而这需要时间。”大众想也没想就着手了。“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发现东德人有许多长处。”

　　此外，当中国这个计划经济体刚刚开始向自由市场体制转型之时，汉恩就开始着手在中国成立一家大众合资企业的谈判事宜了。他注意到大众的经理们并不是很肯定中国会在多大程度上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是他在看到一个不太符合中国传统的现象之后就安下心来了。“我们发现这些中国的领导人都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念书。我必须说，对我们来说，这清楚地表明这个国家想要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前进。”

　　汉恩说，将来印度就是另一个前线。他说，“从欧洲的观点出发，我们很少谈论印度，这很奇怪。印度的发展虽然滞后中国20年，但是会说全球市场语言的印度人却高达几亿。”此外，印度有一群年轻、热情、聪明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会推动经济的发展。

　　他指出，油价的持续上涨，特别是飓风卡特里娜之后油价的飙升，使欧洲人更加担心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问题。但是美国的各大行业仍然“没有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制定未来产品计划时需要考虑的问题。结果就是，对于美国汽车业来说，它可能会成为发展的一个障碍，而对欧洲和日本的汽车业而言，它可能是又一大优势。”他补充说，德国的经济增长很缓慢。“它的社会主义传统太多，因而无法吸收完全自由的企业体制，它的各种规定管制使整个国家陷入瘫痪。”

　　美联储前来相助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前首席执行官阿伦·惠特回忆了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之后投资市场遭受的动荡。他说，华尔街一直以来都很敬畏该对冲基金。它是由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约翰·梅里韦瑟以及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默顿于1994年创办的。“那次交易是由华尔街上最烂的交易人进行的。”

　　但是1998年夏天，俄罗斯拖欠政府债务引发的“惊涛骇浪”使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地位遭到了损害。惠特说，他曾经听闻该公司有麻烦，但是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直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威廉·麦克道诺夫打电话给他，他才明白。麦克道诺夫请惠特和另外几个华尔街的经理当晚到美联储参加一个会议，并坚持要求惠特参加。因此他只好放弃当晚飞往马德里的计划。

　　惠特回忆说，“我们都十分

地震惊。”他说他和其他的华尔街经理人们都很惊讶，损失竟然如此惨重，而且华尔街竟然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贷了如此巨大的款项。美联储和其他与会者同意提供新的资金来防止债务拖欠。惠特说，“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紧急财政援助只是一事一议的。美联储并没有权力这样做。如果今天发生类似的事件，也会这样做的。”

　　惠特说，虽然与七年前相比，对冲基金的数额大了很多，“但是仍然没有人直接对此事负责。”他已经开发出一些模型来证明不太可能会发生类似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样的严重事件。“但如果再爆发一次大风暴的话，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危机。然而有一件事不会改变:如果它再次发生，你还是不知道要如何处理。只能是采取临时的措施……我希望任何承担起这个责任的人都会和七年前的美联储官员们一样的出色。”

　　很难避开媒体的耳目

　　倩碧实验室的主席和美国驻奥地利前大使罗纳德·劳德谈起了乌克兰2004年的橘色革命。他说这次革命凸显了全球范围内民主的变革和传媒业商机的改变。劳德说，在经过一连串的竞选以及二氧芑的毒害后，维克托·尤先科仍然当选为乌克兰总统，这是那个历史性时刻的一部分。

　　他说，“乌克兰如果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那也是欧洲最腐败的国家之一。虽然其他国家也很腐败，但是乌克兰在这一点上屡屡胜出。”橘色革命——尤先科的竞选过程中使用的主要颜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它具有传播效应，引发了黎巴嫩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运动，后者的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于2005年4月被推翻。劳德说，橘色革命对约旦和摩洛哥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那里的市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领导人。“所有这些国家都有一个主要的问题。他们的政府人员并不相信私有企业。事实上，当你的媒体可以畅所欲言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商机出现。自由的媒体会聚焦法治以及人们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有了自由的媒体，政府就很难采取一些违法或腐败的行动。”

　　劳德从1993年开始投资媒体。那时欧洲的前苏联国家刚刚开始拍卖广播执照。他的中欧媒体公司及其合伙人在6个国家拥有10家广播公司。年轻时对中东欧的迷恋使劳德定期前往那些国家旅行，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关系网。他指出，在前苏联时期，电视通常被用作政治宣传的工具，因此铁幕一落下，人们对新媒体的需求就喷薄而出。

　　了解不同的文化

　　CNH环球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让皮埃尔·罗索说，

领导力和对文化的了解是管理跨国公司的两大要素。CNH环球公司是位于伊利诺伊州莱克福里斯特的全球农具和建筑设备制造商。他说，在危机发生期间，比如纽约和华盛顿特区遭受9·11恐怖袭击时，领导力必须果断明了。经理们需要迅速行动，并坚信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第二个方面是，要从文化的角度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以及在做生意时将要面对的各种问题。”

　　罗索是布什总统贸易政策与谈判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他说，虽然全球一直在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农业问题却因为政治和补贴而变得很复杂。他说，“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他还说，布什政府希望通过订立条约，比如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来促进美国与拉美之间的贸易。“他们希望逐步扩大与南美洲的自由贸易。一旦你与一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你就不太可能与之作战。”

　　罗索指出，欧洲人通过南方共同市场贸易集团(包括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已经深入拉美市场。同时，从1991年开始，美国就已试图通过其提出的美洲自由贸易法案扩大在西半球的贸易。美洲自由贸易法案是美国根据北美自由贸易法案制定的。但是谈判过程却相当缓慢。他说，“欧洲可能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和南方共同市场建立了深厚的贸易关系。美洲自由贸易法案是否能成功还须拭目以待。”

　　保罗·弗里堡是劳德董事会的主席及总部位于纽约的私有农业公司康地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他讲述了他的公司如何在全球的商业环境中成长的故事。他于1976年加入公司时，公司还只是一个商品贸易行，主要向俄罗斯出口谷物，而中国也只是刚刚进入世界市场。他说，“那是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当他在上世纪90年代时进入高级管理层时，期货贸易已经成为一种高风险、低回报的业务了。公司的经理们问，“当你的核心业务已经过时的时候，你如何应对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呢？”

　　该公司进行了一次大的重组。通过吸收新的合伙人，公司成功地在多个行业持股，包括啤酒、家禽和航运。它还分析了创办新企业的可能性，包括一家中国投资公司。他说，“对于我们担任董事会成员的公司，我们希望能在直接投资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像巴菲特所做的那样。你不需要掌握控制权，但是你可以和一个你信任的合伙人一起开办公司，卷起袖子大干一场，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公司。”这种基于合伙人的构架给予公司相当的灵活性，使其可以找寻新的机遇。“我们可以很乐观。我们可以让世界的发展潮流带领我们去任何地方。今天是中国。谁又知道明天会是哪里呢？”

　　声明:本文经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中文网站“沃顿知识在线”(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独家授权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