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需要发展加工贸易

　　上海证券报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华民

　　在中国仍然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并且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今天，通过加工贸易方式来参与国际分工，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获取贸易利得的一种可取的选择，中国政府绝对不应对这样的选择加以遏制和不当的干预。随着经济增长而来的禀赋结构变化，以及因为这种变化而造成的技术进步和企业制度的演进，最终必定会使中国的贸易模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从而使得加工贸易模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历史。

　　人物志

　　华民:现任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世界经济系主任，长期从事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担任的社会职务有，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咨询专家，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共出版《西方混合经济体制研究》、《转型经济中的政府》、《长江边的中国》等学术著作12部，《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教程》等教材4部，在国内权威与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400篇。先后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奖"、"吴玉章优秀著作奖"、"上海市优秀教材奖"以及"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奖"等10多项。

　　对外贸易依存度高缘于高度缺乏内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于中国究竟需要不需要发展对外贸易已经没有疑义了，因为对外贸易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蓬勃发展、并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的加工贸易却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人们对加工贸易的批评也越来越多。这样，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就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究竟需要不需要发展加工贸易?为了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对各种质疑加以回答。

　　第一个需要我们为之作出回答的问题是，中国非常之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不错，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确实非常之高，大致已经超过65%。但是问题恰好在于，中国如此之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搞清楚这一点对正确对待加工贸易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高度缺乏内需所造成的，这种现象在任何一个处于经济起飞时期的国家都曾出现过，只是这一现象在中国表现得更为严重些罢了。在中国，内需不足之程度之所以会超过大部分经济起飞的国家，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城市化发展未能跟上工业化发展的步伐，在中国农村到处可见的乡村工业化，一方面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因为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总是具有更大的自给自足性，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滥用与不计社会(环境与资源)成本的低成本出口，从而导致非常严重的出口倾销和巨大的贸易福利损失。

　　中国迅速增长的加工贸易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但是加工贸易对于增加中国的贸易所得与贸易福利却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由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既需要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又会导致大量的最终品出口，所以，伴随加工贸易发展而来的、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相应提高是必然的。然而由加工贸易所能带来的经济利得确实是极其巨大的，并且也已经被中国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绩所证实。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事实是，贸易增长与加工贸易高度正相关，而经济增长又与贸易增长高度正相关。我们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经常可以读到一些自相矛盾的、反对发展加工贸易的言论:一方面，说中国是一个资源匮乏、内需不足的国家；另一方面，又说发展加工贸易会导致对于国际市场(包括投入品市场和最终品市场)的依赖。既然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是资源匮乏和内需不足，那么发展加工贸易无疑是突破这样两种增长瓶颈的最好选择，假如不是采取这样的做法，那么我们的出路又在何处呢?不错，我们确实可以通过发展内需和依靠科技进步来突破以上所说的这些瓶颈，但是，问题恰好就在于，在中国，发展内需受到了就业不足的制约，而科技创新又受到了人力资本供给不足的制约，这两个方面的制约都是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加以解决的。因此，当中国可以通过发展加工贸易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这样一种机会呢?

　　至于说到对外依赖，从来就是双向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交换经济，其任何活动都是需要借助于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才能实现的，当买方对卖方产生依赖时，我们千万别忘了卖方同时也依赖于买方才能生存。所以，用作为计划经济之历史遗产的单向思维方式来思考今天发生在中国的加工贸易及其所带来的对外依赖问题可能会出大错。

　　想要增加劳动的收入，重要措施就是增加全社会的教育投入

　　第二个需要我们为之作出解释的现象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中为什么会处在低端加工制造的地位。

　　无论是根据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原理，还是根据加工贸易模型所揭示的原理，由于中国缺乏人力资本，能够大量供给的主要是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简单熟练劳动力，所以中国在处于国际分工高端(研发)和中端(技术开发与设计)的领域里是缺乏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这样，中国若是选择最终品生产以前的、任何一个阶段的国际分工都会导致经济福利的下降。但是，中国若是选择在大量使用简单熟练劳动的最终生产阶段参与国际分工，那么就可以获得较多的分工利得。从静态的角度来看，这种利得表现为就业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提高。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这种利得则表现为工资率的上升，造成工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由"干中学"(learningbydoing)效应所带来的生产率的上升；以及由就业增加所造成的劳动力要素的相对稀缺所带来的劳动力价格的上升。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两种非常流行的误解加以澄清。首先，经常有人会以附加值的高低为由，来反对中国参与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端国际分工。认为中国参与低端的加工制造和贸易(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加工贸易)，是用自己的廉价劳动补贴了国外的分包商。其实，就像微笑曲线模型所揭示的那样，当资本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时，除非存在垄断，否则，在每一个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的产业中，每个参与加工贸易垂直分工的国家的单位资本的利润所得应该是相等的。由此也可以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特别是资本要素可以高度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究竟能够做什么已经主要不再是取决于资本的存量，而是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存量，因为资本是可以引进的，而人口的流动却要受到移民限制。

　　正因为人口在国际上是不能自由流动的，所以就会产生两大效应:其一，是劳动要素的报酬、也就是工资不可能出现全球均等化的现象；其二，各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究竟做什么，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取决于资本丰裕的程度，而是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差异。正因为如此，那些人力资本比较丰裕的国家就可以在处于垂直分工的产业或者产品生产体系中做附加值比较高的高端部分，而像中国这样人力资本严重短缺的国家便只能做其中附加值较低的低端部分，并且劳动所得是不可能与发达国家或者资本收益趋同的。所以中国想要增加劳动的收入，最为重要的措施就是增加全社会的教育投入，而不是退出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或者减少贸易流量。

　　当然，在今天的中国也确有"廉价"劳动补贴外国生产商与消费者的现象，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现象的发生与加工贸易或者一般的贸易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导致中国劳动价格特别低廉的原因除了下文中将要分析的失业问题之外，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人为低估劳动成本。比如自我雇用的农户在生产出口产品时，基本上未把他在工业活动之余所从事的为自己生产口粮和蔬菜等副食品的成本计入用于出口的工业品生产的成本之中。再如，由于法律与政府管理上的问题、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不够健全等因素所引起的滥用劳动的现象在中国也十分严重，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最后，不管是以上所提到的农户还是企业，在对外出口商品时，基本上没有社会成本的概念，因此，他们也从来没有试图把诸如环境污染这样的成本计入出口商品的成本中去。正是因为有了以上这些作为，中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就难免会有成本低估、补贴国外生产商与消费者的现象发生。但是，正如我们在一开始就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补贴现象的发生与加工贸易和一般的贸易都没有直接的关系，相反，它们是与我国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中的制度安排不当和法律不够健全高度相关。因此，要减少以上所说的这种补贴，重要的是在于改革制度、健全法律，而不是去反对加工贸易或者干脆退出国际市场的交易。

　　现在我们再来进一步澄清与此相关的第二种误解。有许多人认为，中国通过加工贸易所参与的不过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垂直国际分工，以这样的贸易方式来参加国际分工，中国在国际市场中是没有竞争力的，中国应当通过培育竞争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才是有利可图的。

　　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比较优势也是一种国际竞争优势，所以把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对立起来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其次，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国际贸易的主体仍然是微观企业，但是无论从理论上来讲，还是从实践中来看，贸易同时也是一种国家对国家的市场交易行为。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微观企业的竞争优势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竞争优势，也不能简单地把企业的利润函数与国家的福利函数混淆在一起。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即使没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仍然可以通过参与具有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来增加它的国民福利。

　　人们都说印度的软件生产具有竞争优势，其实印度的软件生产大多也都是些来自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外包加工，印度在国际软件分工中所发挥的仍然不过是它的比较优势而已，即有大量的、懂得英语的可从事软件加工生产的人力资本，这种比较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印度是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以精英教育为主导倾向的国家，结果，即使印度没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将近50%的文盲，但是，印度还是在国际软件外包加工的分工中拔得了头筹。借鉴印度的经验，中国的短期目标就是在于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供应充足的比较优势，迅速地成长为世界工厂，并在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增加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以便在廉价劳动比较优势趋于枯竭的时候能够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与贸易模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但是，假如在现阶段不适时宜地放弃参与低端分工的可比较优势，而盲目地去参与国家高端产业的竞争，那么不仅不能获得任何的竞争优势，反而还会丧失现有的巨大规模的比较优势。

　　仍存在规模庞大的过剩劳动

　　第三个需要我们为之作出回答的问题是:中国选择了加工贸易，而且如前所述，加工贸易对中国的就业与工资增长均有促进作用，但是中国的一般工资水平却至今仍未出现显著的提高，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又是由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其实，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在这当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就在于中国迄今为止仍然存在着规模极为庞大的过剩劳动，并且劳动力市场也远未达到一体化的程度，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上述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在那些需要较高劳动技能的加工贸易领域中就业的劳动者的工资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但是，那些没有能力进入该领域就业的、或者仍然处在潜在失业状态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却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增加)；另一方面，在那些劳动可以自由进入的简单加工贸易领域，由于存在着过剩劳动的激烈竞争，其工资水平也难以出现明显的上升态势。如果把以上这两种现象加总在一起，那么就不难发现，在短期内，由于中国还不能有效地减少社会现实的和潜在的过剩劳动，因此中国还不可能通过发展加工贸易来显著地提高全社会的工资水平。但是，由发展加工贸易所带来的就业总量的增加却可以显著地增加中国的工资总量，因此与没有加工贸易的状况进行比较，人们就不难发现，中国的社会总福利水平是趋于提高的。

　　从长期来看中国通过发展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不仅可以增加就业总量，而且，伴随着就业的增加和过剩劳动的逐渐减少，最终还会出现工资率随同工资总量一起增加的局面。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把在长期内发生的结果与短期现象混淆在一起，以免造成对发展加工贸易的判断失误。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只要中国仍然存在大量过剩劳动的基本面不发生明显的变化，为了增加就业和劳动要素的收入，就必须继续按照中国实际的要素禀赋和由此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加工贸易，而不是相反。并且，为了能够实现以上所说的长期目标，政府还应当在人力资本投资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有当政府为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与贸易模式的转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么我们才能最终从加工贸易的低端分工层面上走出来，去争取更加巨大的贸易利益。

　　有关对发展加工贸易的质疑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蓬勃发展、并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的加工贸易却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人们对加工贸易的批评也越来越多。这些批评大致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加工贸易会导致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从而会带来较高的对外开放风险；

　　第二，加工贸易会使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被锁定在国际垂直分工的低位，从而不利于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第三，加工贸易在中国并未出现理论上所说的劳动报酬(工资)递增的现象，反而导致中国出口补贴进口国家的净福利损失；

　　第四，加工贸易会扩大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从而产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第五，加工贸易也不利于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外贸性质无关

　　第四个需要我们为之作出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度不平衡究竟是由加工贸易造成的，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所造成的。

　　自从1979年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以来，中国东西部地区间的增长差距和收入差距不断趋于扩大。有很多的文献把中国东西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上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归结为各种各样的政策因素，也有相当多的文献认为是国家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所造成的。

　　但是，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结果来看，一个国家只要实行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那么由国际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地理效应就必定会导致其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上的巨大差异。这是因为，任何贸易都是有交易成本的，对于国际贸易来说，最主要的交易成本显然是运输费用，这一点已经为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冰山原理"所证实。因为有冰山成本的存在，所以贸易通常总是发生在冰山成本最低的沿海地区或者有巨大市场交易机会的边界地区，如美国与加拿大交界的边界地区，或者是美国与墨西哥交界的边界地区。这样，远离海岸线或者有交易机会的边界地区的内陆省份就会因为没有机会参与国际贸易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停顿。

　　由此可见，中国地区之间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既与政策因素无关，也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性质无关，不管中国是发展加工贸易还是发展一般贸易，只要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那么在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的作用之下，一定会导致产业与人口在沿海地区的规模集聚，从而造成东部沿海与内陆地区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方面的巨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通过鼓励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当然是向沿海地区的流动)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而不是通过政府采取扭曲性的干预政策，来实现以牺牲效率为成本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重置。

　　在这里，我们不妨以一个物理学上的原理为例来详细加以说明。将一根空心的软管灌进水，即使我们把软管的一头抬高些，但是软管中的水平面将会保持不变。这种现象的发生告诉我们，尽管中国对外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会快些(就像软管的一头会高些)，但是，只要让人口可以自由地流动起来，那么不同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则是会趋于均等的，这就像软管中的水平面会保持不变是一样的道理。相反，假如我们不是去鼓励人口的自由流动，而是采取将东部沿海地区的资本向西部内陆地区转移的做法，那么就会发生像世界经济中常见的那种现象(即由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所造成的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的现象)，即东部地区会变得越来越富、西部地区则会变得越来越穷。其中的道理就在于来之于东部地区的投资所产生的收益迟早是要回流东部地区的。

　　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发现，尽管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可能要高于东部地区，但是考虑到制度方面的和人力资本上的差异，以及由远程贸易所带来的"冰山"成本，西部地区的综合要素生产率事实上仍然要低于整个东部地区(这就是外商来华投资基本上不会向西越过京广线的主要原因所在)，因此，鼓励资本向西流动、同时限制人口向东流动的做法很可能产生双重的损失，即由资本向西流动所造成的投资损失，以及限制人口向东流动所造成的西部劳动力闲置的损失。

　　关键在于改革现行企业制度

　　第五个需要我们为之作出解释的现象是:随着加工贸易的发展和中国贸易量的不断增加，中国已经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贸易大国，但是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分工地位却并未随着贸易量的增加而得到相应的提高，其具体表现是

自主品牌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少。有很多人就根据这样的现象，进一步把中国的对外贸易归结为"大而不强"，并且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对外贸易过于依赖加工贸易。

　　在这里，我们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贸易理论中确实有"小国经济"与"大国经济"的区分，但却从来就没有"贸易强国"一说，"小国经济"与"大国经济"所讨论是贸易条件究竟是内生还是外生的问题，而不是强与弱的问题。所以，"贸易强国"的提法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为这在经济学中是很难定义的。此外就像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之高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找到一个有利可图的分工地位来增进本国的贸易利得与国民福利。因此，以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之高低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贸易强国或者弱国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是没有意义的。

　　其次，我们需要搞清楚的一个事实是:究竟是中国选择了加工贸易才导致中国缺乏自主品牌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还是因为中国原本就没有自主品牌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才使得中国只能通过加工贸易来参与国际分工?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并不困难，中国不仅是一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转型的国家，前者决定了中国目前尚不可能大批量创建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品牌，后者则决定了中国还不可能立即产生大批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企业。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是:不是因为中国选择了加工贸易才导致中国没有自主品牌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的诞生；相反，正是因为中国缺乏自主品牌的创造力和创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才使得中国不得不选择加工贸易方式来参与国际分工。

　　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能够产生出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但是，从实证检验的结果来看，中国经由加工贸易而获得的"溢出效应"和"干中学效应"已经使得中国贸易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的轻纺产品在中国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正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而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特别是以电子产品为典型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在中国商品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则有不断增加的趋势。面对这样一种动态的变化，假如我们对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无法准确把握，轻易放弃现行的加工贸易模式，那么不仅不能够有效地解决中国极为严峻的就业问题，反而会阻碍正在逐渐实现的技术与产业升级，进而造成严重的国民福利损失。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中国要想最终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关键在于改革现行的企业制度、并在此基础上造就一大批具有世界眼光与创新精神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