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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以来的经济形势可谓有喜有忧。喜的是我国的出口形势依然保持高速增长，这将为我们下一步继续抑制投资的调控政策提供回旋余地，但是外贸增长很脆弱，不确定性太大。忧的是2005年高速增长的投资会持续不断的转化为更大的产能释放，当钢铁，煤炭，电力等主要行业都像多米骨诺牌一样贯次倒塌，全面过剩的压力将迫使我们再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民经济运行的列车将又一次在“投资主导型”轨道上翻来覆去地兜圈子。然而，按照WTO协议，2006年将是我国金融行业的全面开放年，恐怕全面过剩之后的“硬着陆”将会给
我国的金融业以毁灭性打击。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目前的经济运行态势下，启动消费和抑制投资并举的紧迫性和严重性，抓住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机遇，促进增长模式由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
解决消费问题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搭配，只有两者形成合力，突出重点，才能有效提高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模式向消费主导型转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扩大消费者收入来源，特别是农民和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源，以提高其购买能力。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一方面，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民收入应该是个重点。从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解决供给过剩的一个有效对策就是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市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技术角度解决农民对现代工业产品的使用和消费问题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意。二是稳定消费预期，如建立包括医疗、养老、失业和救济的惠及大众的社会保障制度，解除中低层收入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三是运用政策工具减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减轻企业税负，增强企业活力，巩固经济发展基础等。四是优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质量。如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提高消费领域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挖掘居民消费潜力(在某些领域消费质量的恶化抑制了一部分正常的消费需求)等。只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才能给人们以良好的收入预期和保障，消费需求才能真正启动。
结合以上政策目标，我们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在今后的政策制订中体现出来:第一，进一步加大支农力度。首先要在全面取消农业税，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的基础上，着力构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事业投入体系以及农民权益保护体系。努力完善农村金融服务，进一步扩大扶贫贷款到户的规模，继续引导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健康发展，建设和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其次要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重点搞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推广、财政扶贫等工作；另外还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对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的财政投入，完善“三项补贴”政策。第二，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以扩大消费为中心，进一步调整政策倾斜方向。首先，下一步财政支出应进一步向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义务教育以及文化科技等方面倾斜，主要目的是不但从制度上，而且从心理上改变广大居民的消费心理预期。其次，要着力解决就业问题。要采取财政贴息、补贴等办法，优先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可以吸纳更多劳动力的中小企业以扩大就业范围。积极推动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制度创新，努力推动创建信用社区试点，支持扩大就业和再就业。研究支持扩大消费的金融措施，着力增加消费信贷品种，大力推动商业银行拓宽消费信贷的深度和广度。全面落实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优惠政策，促进中部崛起，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此外，还应大力挤压房地产泡沫，减少居民的被动消费，抑制房地产消费的“挤出效应”。显然，上述措施的实施直接取决于我国消费体制改革的速度、质量和效果。因此启动消费，光靠调控不行，体制改革必须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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