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出口增长方式转换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梳理一下2005年以来我国金融运行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

　　首先是“宽货币”问题。由于外汇储备规模的大幅增长，外汇占款成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这直接导致了“宽货币”。央行为了减轻外汇储备对国内货币市场的影响，就必须通过回笼现金或者提高利率的方式来减少货币供给，但这两种方式恰恰会促进本 币升值。因此，长期、大量的贸易顺差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其次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循环”的自我强化问题。目前“高出低进”的外贸格局已经与人民币升值预期形成了一个“不良”的自我强化式循环。其逻辑链条是:人民币汇率实行钉住货币篮子进行有管理的浮动→进一步升值预期→外贸企业提前出口，推迟进口，热钱涌入→贸易盈余进一步增大→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更高的升值预期。

　　再次是巨额外汇储备的风险问题。我们认为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热钱对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冲击。由于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热钱在我国的外汇储备中占了相当的比重。第二是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形成外汇储备资产缩水的风险。我国外汇储备80％以上的资产是美元资产，只要美元贬值，我国的外汇储备就会缩水。第三是资产泡沫风险。高额的外汇储备改变了人民币与外币的供求比例，其必将强化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并吸引外资流入，而外资流入会进一步增加外汇储备并推动国内资产价格上涨，进一步强化升值预期。

　　不难看出，以上三个问题存在的根源中，都涉及到了高额的贸易顺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资，扩大出口一直是我国实现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战略之一。但是随着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这种战略的边际成本愈来愈高，除去以上三点问题之外，这种战略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此种出口增长方式下国民福利的净损失问题。其一，外资、外企和出口一直享受着“超级待遇”；其二，目前我国的出口优势是低成本，但是这些所谓的低成本部分是由于要素和资源定价改革的滞后而人为地压低价格，部分是低工资换来的；其三，这种出口方式正在并且将继续导致更多的贸易摩擦和国际争端。

　　因此，下一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的一个主要着力点是转变出口增长方式。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要进一步降低

出口退税的总量和种类，对资源类产品的出口，不仅不能退税，而且要开征相关税种；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避免资源配置扭曲；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禁止各级政府搞不计代价和不计后果的招商引资和优惠政策；财政资金应该向技术研发、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倾斜。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应致力于国内金融环境的改善，控制金融风险，加大金融企业改革力度，为汇率和利率的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从长期来看，

人民币汇率改革最主要的不是升值或贬值，而是应建立一套完整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汇率决定机制。就货币政策操作的出发点而言，没有必要为了维持高速的出口速度而人为、强制性维持一个过高的汇率水平，而是应进一步增强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以配合推动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应加快外汇市场建设，积极推出各类外汇衍生产品，为企业、居民和金融机构规避外汇风险服务。继续改进外汇管理，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规范和引导外汇资金流入，适当拓宽资本流出渠道。但是在目前存在巨额的贸易储备，热钱大量集聚伺机套利的形势下，最需要解决的不是升值问题而是首先要打破“

人民币升值预期循环”。短期内人民币不能大幅升值，甚至不能留下想象空间，以防热钱不撤，进一步强化“双顺差”增长。其次应接受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资本帐户不能轻易放松，而是应有计划、有控制、有节奏地渐次放开。实际上，随着美元的不断加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持续减小，因为前者加息就意味着后者减息。最近，境内人民币远期市场1年期远期交易价格10月31日报1美元兑人民币7.7950元，境外无本金交割人民币1年期远期外汇合约(NDF)由7月22日最高时的1美元兑人民币7.7100元左右收窄为10月31日的1美元兑人民币7.7920元。外汇流入速度的减缓也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