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时评 平衡国际收支应着力何处

　　特约撰稿管涛

　　管涛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副司长。1998年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奖学金项目，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长期从事国际金融问题研究，在货币可兑换、资本流动、汇率政策、外汇市场等领域的研究有较深造诣。

　　2005年，在国家宏观调控取得一定成效，固定资产投资、通货膨胀、货币信贷等经济指标均有所回落的情况下，唯有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的问题更加突出。那么，2006年在解决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上，着力点应放在何处呢？

　　从恢复经济对内平衡入手

　　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

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前三者属于经济的对内平衡目标，国际收支平衡属于经济的对外平衡目标。经济对内平衡与对外平衡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经济对外不平衡是对内不平衡的反映，经济对内平衡了，则对外自然也就平衡了。而这时，无须强求经常项目是顺差还是逆差(哪怕其规模很大)，因为它们都是经济运行的结果。

　　我国国际收支长期较大顺差，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国内经济运行的不平衡。首先，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长期较大顺差反映的是储蓄大于投资的矛盾。当前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不是因为投资率太低，而是消费不足，储蓄率过高。通过进一步提高投资率的方式来缩小经常项目顺差，一方面本身可能遭遇较强的国内资源瓶颈约束，如2004年上半年投资过热情况下全国出现的电荒、水荒的现象；另一方面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投资消费比例关系，加剧产能过剩、通货紧缩的隐患。因此，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应该从扩大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着手。

　　我国目前外贸依存度达到70％以上，而一向以贸易立国的日本，该比例也不过20％多。如果长期依赖外部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可能会加剧贸易摩擦，逐渐丧失经济发展的主动权，而且国际市场容量有限，远不足以支持我国这种大经济体的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因此，扩大内需不仅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更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国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扩大内需就是要逐步消除制约消费增长的政策和制度因素，促使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

　　其次，我国国际收支总规模和差额规模都比较大，但国际收支的总体质量不高。主要表现为:我国是对外贸易大国，却不是外贸强国，大量出口仍是低附加值或者高物耗、高能耗产品，缺乏核心技术与世界品牌，对价格竞争力依赖较大；我国年利用外资名列世界前茅，但其中不乏套取政策优惠的假外资，资金投向不合理，同时国内本外币资金均相对过剩，却依然大量从境外引入资金。而上述问题的存在，其实反映的也是国内产品和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的问题。因此，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提高经济整体国际竞争力，增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减少对外资的过度依赖。

　　由上可见，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不是少数几个部门的事情，而是一项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工作，需要各部门共同努力。只有切实落实好国家扩大内需和加快结构调整的政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

　　制定开放公平的涉外经济政策

　　在外汇短缺和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涉外经济发展优先，外贸“奖出限入”、资本“宽进严出”、外汇“增收节支”的非对称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造成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的刚性，成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体制约束。近年来，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放松外汇管制，加快贸易投资便利化，扩大进口和资金流出，规范和引导资金流入，但在调节跨境资金的流向与规模方面成效有限。因为上述政策调整在平衡国际收支方面并非起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没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些政策调整的实际效果将大打折扣。而且，靠国际收支顺差时流入管紧些、流出放宽些，国际收支逆差又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是缘木求鱼。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反而会影响涉外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而影响整个投资经营环境。

　　涉外经济政策的调整不应以调节国际收支为目标，而应是通过逐步取消外汇管制，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开放对外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具体来讲，就是要改变出口比进口好、外资比内资好、顺差比逆差好的观念，既不应该给予出口和外资过分的激励，但也不应该过分抑制，而是要给企业进出口、利用内外资和资金流出入创造一个开放、公平的环境。尤其在目前外汇供大于求、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的情况下，开放资金流出的改革风险较小，步伐可以大一点、快一些。当然，所有相关改革不能仅从当前国际收支状况考虑，更要看市场主体的风险控制能力和管理部门的监管能力，要留有后手。我们不要寄希望于现在没有控制地放，将来形势逆转后又收回来。

　　从国际经验看，开放经济条件下，尽管不能单纯依靠

汇率、利率等价格调节，完全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但是不发挥价格调节的作用，而依赖行政管理手段来调节资金流向与规模成本高、效果低，还可能造成新的市场扭曲。为此，应继续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原则进一步完善有管理浮动汇率，逐步扩大汇率弹性，进一步发挥汇率在调节国际收支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要大力发展外汇避险工具，督促和引导企业增强汇率风险意识，学习积极运用各类金融工具管理风险。此外，还要逐步统一中外资企业和境内外资金使用的税收政策，减少对内外资的税收扭曲；稳步推进土地、

能源、电力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切实落实土地、环境和劳动保护等相关政策法规，逐步解决人为压低要素成本带来的价格扭曲和资源不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