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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鼎鼎的刘永好领衔的鼎鼎大名的新希望集团，去年做了两件化遭遇为机遇的事:一、面对四川发生猪链球菌病疫情、“希望”饲料碰上“有罪推定”风波，成立了重点关注企业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发展战略委员会；二、面对禽流感疫情，放弃合同法赋予的违约免责权利而执行与农户签订的全部家禽购买协议、销售饲料让利1/3给养鸡农民、派出5000多名农技人员赴农村助农民防病治病，三项举措耗资近1亿元。
这让我想到二十多天前在深圳召开的某媒体2005管理年会上，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发言，对拿社会责任考量的企业表现之优劣，分别形象地名之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绅士行为”和掠夺性、侵犯性的“土匪行为”。如此时空连线，在夸刘永好、新希望集团之外，更在意于对绅士企业家、绅士企业的普遍呼唤。
做绅士，还是当土匪？面对这个问题，企业家、企业选择的理性，就是在“成本—收益”框架中比较做绅士与当土匪的利害后，趋利避害。但是，与长颈鹿只能被动适应生态变迁不同，社会可以通过体制、法律、政策等制度设计去主动改变企业家、企业的生存环境。所以，喜欢绅士出入、不喜欢土匪当道，嘴上呼吁、呐喊是力薄效微的，企业家、企业的社会责任重在通过制度土壤栽培。
如同人一样，光着身子呱呱坠地时并无善恶之分，企业家、企业也没有天生的绅士和土匪。
(文/祝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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