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改革 制度跨越的挑战

　　与股市改革之前、之中的争论、激情、混战和喧嚣完全不同，银行股改——一个理论上和实践上牵动着超过股市参与者10倍以上人口利益的更大和更具挑战的变革，却几乎是在公众和媒体的茫然不觉中拉开了帷幕。

　　中国的银行体系，堆积着中国亿万老百姓曾经几乎是全部、今天仍然是主要的终生积蓄，一直被国际上认为是中国经济体系的最大黑洞所在。但几十万亿的金融资产的状况、 运行和管理，长期被列为国家金融的核心机密而隔绝在大众的视野之外。

　　毋庸置疑，改革这样一个银行体系是太必要了，而且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智慧。2005年，经过慎密的策划和精心的准备，四大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起步了。建行的改制、引资和成功上市，中行的引资改制，标志着中国银行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和顺利推进。从银行的每一个数字都是国家金融的最高机密，到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进入银行做股东、进董事会，这确实是一个制度和时代的跨越。

　　关于

银行改革的批评主要是关于国家金融安全的担心和银行资产贱卖的猜测。尽管缺少争论的公开对手，我们看到有关的金融部门负责人纷纷站出来表态，强调引资之后，银行的控制权仍在国有股手中，国家金融安全并无问题，银行资产贱卖问题也并不存在。更有对

股权分置改革置疑很多的国外投行大腕们和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对银行改革表示了无保留的支持，指责批评者“鼓噪银行贱卖论”别有用心，从而完全封杀了讨论的空间。

　　应该肯定，银行引资改制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关于银行体制改革的讨论实质上并不是关于具体谈判条款和价格的合理性，而是这样一件关系整个国家和亿万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情能否只由少数财经精英料理，不容别人插手甚至插嘴的问题，即银行改革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性的问题。

　　首先，就国家金融安全问题来说，引外资改制确实存在一个悖论。引进外资的理由是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平，这样外资就要参与管理。而保证国家的控制又意味着管理权在本质上不能与外人分享。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看，为国家金融安全计，大银行并不无条件欢迎外国资本进入，一般为民族资本所有，而不是国家控制，即内外有别，外资被认为是不够安全的，国家直接管理效率低黑洞大，民族资本被认为是最安全的。而我们的银行改革，是国家控制为主、嫁接外资参与的模式，排斥的正好是民族资本。这样看来，银行改革中的金融安全战略不能说没有讨论的空间。

　　其次，关于引资中银行资产是否贱卖的问题。就中方而言，银行剥离坏帐成本不可谓不低。但对外方而言，中国法律体系和执行系统都极不规范，投资这样陌生的外国和险恶环境自然要求很大的折扣，因此最终谈判成的对象和价格条件都是中方人员艰苦博弈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可能不是最佳的，但说是贱卖，显然对当事人并不公允。但是换个角度看，外资投入后几个月，上市就赚个近乎翻倍的收益，说是承担的风险所得，未免有些勉强。同时，这家并非什么顶尖的外资银行还另有在若干年内以约定的低价购买相当股权的期权权利，仅仅这个权利又可以外加上百亿人民币利润进帐，再加上帐面值保护承诺、上市不成的回购承诺，这样的“战略投资者”谁不眼红？须知这样的好事如果落在国内民企头上，国资流失的呼声恐怕早已铺天盖地，甚至把交易推倒重来，严查法办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议论几句难道都不行吗？其实，只要允许更多的特别是国内资金入围竞价，出售资产的价格就可以大不相同。因此银行资产买卖的价格空间，也不是没有讨论的余地。

　　最后，安全战略也好，是否贱卖也好，都取决于办事的程序。国有工业资产虽然量小很多，还有国资委管着。规模惊人的金融资产，出资人变成了一个公司，关起门来办事。据说关键的问题有时权力也有限，还要几个非出资部门都来操刀，结果当然谁都不能负责。这么大的金融资产，用这种不很正式的程序和模式去处理，当然也有讨论的必要。

　　银行系统于国民经济，就如血管系统于人的机体。在我国股市规模很小，国民经济的运行几乎完全依赖银行间接金融的情况下，银行的作用就更为关键。从一定角度上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能否真正确立，中国的金融安全是否真有保障，就取决于我们的几大国有银行能否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银行。2005年的银行引资改造，虽然是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是真正要把这个改革走稳、走好，显然还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回答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