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率高并不必然导致通缩

　　储蓄率高本身并不会导致所谓的产能过剩，投资和产能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通缩，关键的是对总需求的管理是否适当。只要宏观经济政策适当，总需求的增速能够跟上产能和总供给的增长，就不会出现通缩

　　□招商证券张乐

　　现在对于投资率上升存在很多担心，担心过去几年的高投资率将在未来几年形成大量产能，产能的增长将使得企业利润状况出现恶化，进而将使得经济陷入通货紧缩。不过这种说法隐含地假设了总需求不会随之增长。我们认为只要能够适当的管理总需求的增长，产能的上升并不必然导致通货紧缩，而总需求的管理也将是未来一段时间。

　　经济的增长从长期来看更多的是产能的增长，而不是需求的增长，毕竟我们无法形成对不存在的产品的需求，超过生产能力的需求带来只能是通货膨胀而不是经济增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于资本存量的增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对于资本存量增长对

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但大概资本存量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30％以上。林逸夫、郭国栋等通过对1979年－2002年期间各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研究得出，物质资本的增长贡献了GDP增长的30.86％。

　　可见，资本存量的增长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那么资本存量的增长是怎样实现的呢？途径只有一个，通过国民储蓄和投资。我们可以通过把问题推到一个极端来简单揭示储蓄和投资率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假设每年经济中所有的产品都被消费掉，也就是说储蓄率为零，那么经济中的资本存量也就没有增长(出于简化，不考虑折旧的影响)，因此如果技术和人口没有变化的话，经济产出也不会有增长。可见储蓄和投资正是我们实现资本存量增长和经济的增长的一种重要的手段。虽然当期投资与消费都是需求，似乎他们的增长都能带来经济增长。但是对于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前苏联和计划经济时的中国正是依靠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来提高储蓄率从而试图加快经济增长。投资与消费的选择就是居民和社会在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的选择，也就是说用来投资的产品是社会通过现在不消费节省出来的，因此最终储蓄率和投资率是由居民和社会在其面临的经济运行机制的条件下做最优选择决定的。国际经验来看，投资率也更多的是与该国人口结构、消费储蓄习惯等因素有关。比如从地区来看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储蓄和投资率相对较高，对于这个的解释大多归结于文化的原因。而且这也是所谓“东亚奇迹”的一个经验，换句话说，东亚高增长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东亚高储蓄。因此储蓄率高本身并不是个坏事。

　　总结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储蓄和投资率的提高增加了对物质资本的积累，意味着短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提高。而且即使长期来看储蓄率高也能够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加快经济增长和收敛于稳态的速度。我们不完全排除出现

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认为储蓄率高本身并不会导致所谓的产能过剩，投资的增加和产能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通货紧缩，关键的是对总需求的管理是否适当。只要宏观经济政策适当，总需求的增速能够跟上产能和总供给的增长，那么就不会出现所谓的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

　　当然前面对于高储蓄和投资率的分析是基于市场化的假设，对于中国高储蓄和投资率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可能的机制是: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中国经济对间接融资的过度依赖，通过大量贷款支持的投资可能由于投资的无效而在经济紧缩时期形成大量坏帐，从而加剧了信贷和经济的紧缩。中国高储蓄和投资率的部分原因也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府控制了很大一块的国有资产，而不在居民手中，这些资产形成的收益很大部分形成投资和储蓄。因此我们真正应该考虑和关注的问题不应是中国的高储蓄和投资率，而应是投资效率的问题。

　　前面主要是从总量的角度来论述投资和产能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投资和产能总是存在结构的问题，即经济中各个行业之间产能结构是否匹配的问题，这才是产能过剩真正的意义所在，一个行业的产能过剩总是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的。当某些行业相对产能过剩，换个角度也就是说其他行业相对的产能不足。比如，在1998年通货紧缩时期，煤电油运并没有显示出产能不足，相反强调的是下游产业的产能过剩。随着2002年经济的快速扩张，煤电油运的产能不足问题却日益突出。在经济生活中投资和产能结构的问题事实上又是和投资效率联系在一起的，简单的说有效率的投资正是投向产能相对不足行业的投资。

　　对于投资效率和投资结构的问题，中国确实存在政府对银行和企业投资的影响，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投资效率和投资结构是一直在改善的。因为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和投资主体的民营化程度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从机制上保证了投资效率和投资结构的改善。

　　因此，对于投资率较高及其形成产能没有必要过于担忧，相反储蓄和投资率的提高增加了对物质资本的积累，意味着短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提高。短期我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放在我们对于总需求的管理上，具体到目前来说:如何在调整贸易顺差的同时刺激国内需求的增长，从而实现总需求的平稳增长。

　　我们上面的分析也绝不意味着忽视对于政府干预经济导致的投资率过高以及投资效率和投资结构的问题，但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应该通过压缩投资紧缩经济来暂时解决，而应该更多的通过转换政府职能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政府更多的从微观经济生活中退出来，把投资决策更多的交给市场，从而降低政府引致的低效投资来实现投资率的下降和消费率的上升。另一方面，改变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比例，增加政府的公共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