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总权力当约束

　　本报记者 陈佳婧

　　12月15日，本报记者就三九集团及赵新先其人对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教授进行了采访。

　　对于赵新先落马一事的看法及原因，仲大军认为，三九集团原来是部队企业，从一个 小小的军管企业到如今的央企身份，赵新先可谓功不可没。作为三九企业文化精髓的“高度服从”精神，成为了直接导致赵新先个人权力无限扩大的催化剂，而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来说，没有了制度的约束和行业的监督，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很不幸的是，赵新先的落马又一次验证了这个定律。

　　他说，赵氏的落马对三九集团来说是个严重打击，通过这一人物的命运，让我们看到了我国国内企业在企业制度方面与国际企业的差别和差距。随着赵新先头上光环的逐渐退去，对于他自己来说，也许是件坏事，但对于我们现有许多国企，尤其对于很多高管来说，赵氏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一些同时代的企业家，都栽倒在即将离任或退休的当口。这说明在我国国有名企高管层还存在哪些问题呢？

　　仲大军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刮起了一阵产权改革风潮，这股风潮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导致了许多国内企业的管理层收购(MBO)的风行。也正是这股风，不但让许多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且也把一大批像赵新先这样推行MBO的高管层送入歧途。其实，如果没有国家在政策上的倾斜(国资委的决定)，他们也是很难有机会下手的，因此，在这些企业高管落马的背后，要追究的不仅是这些人自身的私心和贪欲，更要看到的是一些理论工作者在这些高官迅速腐败中的推波助澜，尤其是那些一味模仿西方经济体制改革的学者和专家，他们没有看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而推行的一套理论让我们原本很优秀的一批企业领导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最终变节。

　　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完全推脱掉自身的责任。而让旁观者寒心的是，这些CEO们似乎很难做到这一点，在推行所谓的企业产权改革风潮中，他们不止整垮了一手经营壮大的企业，同时也亲自毁掉了自身晚年的清誉。

　　孙晓民上任后的三九集团应该何去何从？仲大军认为：三九集团现在的管理者们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吸取前车之鉴，看到我国医药市场目前的局面，因为竞争的激烈、近两年经营不善，三九集团不能满足于现状而停滞不前，还是要保持自己在这个领域里老大的地位。

　　仲大军觉得，虽然赵新先事件对其有不良影响，但是只要他们咬紧牙关、坚持到底就能渡过难关，毕竟“三九”这个品牌在全国的知名度很高，要保住自己还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他们要做的有几件事，第一，就是把一系列制度规范化，比如财务制度、管理制度、经营制度；第二，就是要树立一种企业风气，即严格照章办事；第三，就是领导层要提高认识水平，克服轻易被社会思潮误导和自身贪欲，抵制住种种诱惑，保持自己的优秀品质。

　　国企老总落马背后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在企业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企业负责人和他领导的企业无足轻重；但当企业发展成“巨人”之后，企业的产权就是一个不能不解决的大问题。否则，这些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总就只能黯然离去，独自伤心。

　　与赵新先同时代的企业家中，“59岁现象”让不少人纷纷落马或者悲伧离职。红塔集团老总褚时健因为贪污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华晨集团仰融、

健力宝集团李经纬也是晚节不保，长虹倪润峰因近40亿巨额应收账款离职，医药行业中双鹤乔俊峰因财务问题辞职。一手缔造了“三九”的赵新先曾经被难得地认为是清正廉洁，“不迷恋财富”。

　　赵新先曾表示，有关个人持股问题，在政界是个敏感问题，在经济界是认为有必要解决的问题，而对他来说则是无所谓的问题，“因为我是共产党员，给不给股份都会积极干”。那以后，他还向熟人说过，“三九是我做大的，MBO多此一举”。

　　但随着退休年龄的接近，产权问题渐成心病。

　　2001年，赵新先已年届60，当年8月曝光的三九医药25亿元资金占用事件，一度令其退休问题摆上前台。他在当年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这个问题关键就是不能我考虑。明白吗？而要我的婆婆考虑！要三九的主管部门他们来考虑！”

　　这种视企业为己出、视三九为个人意志化身的惯性思维，一直被视为赵新先本人最终在三九集团产权上一无所获的根源。

　　有专家指出，在一个不规范的市场，以超常规的思路大发展，“灵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支撑一个巨无霸的企业，不论从市场发展的内在逻辑，还是从监管技术来看，都是战风车的行径，失败有其必然性。

　　褚时健倒下了！李经纬倒下了！赵新先倒下了！

　　这些国企老总都曾经显赫一时，曾经功高权重，但他们的夕阳惨淡，黄昏落寞。难道仅仅是个人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