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和启动消费内需 关键要提高低收入阶层工资

　　在当前货币工资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提高货币工资最主要是提高低收入阶层的货币工资，目的是提高社会居民整体的消费购买力水平，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内部经济压力，调节资本的方向和投资结构，但把提高货币工资仅仅理解为涨工资，或谁先涨工资，则就脱离了发掘和启动消费内需的真实含义，是一种曲解

　　□刘晓忠

　　○从提高居民的货币工资的角度看，关键是提高初级劳动力、低收入阶层的货币工资水平，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资本拥有者自觉性和全局意识。政府在此间的作用较为有限，政府最可能的措施是:稳健、有序地放宽市场准入渠道，解决资本投入的结构性问题；完善资本形成机制，提高资本形成质量，为降低金融市场的不良资产提供政策和法律的追溯环境；严格贯彻最低工资保障的执法力度；为劳动力提高层次较高，切实有效的法律援助制度体系；采取切实措施降低财富效应的获利空间，稳定居民的住房、教育和医疗开支；完善转移支付体系和社会再分配体系，建立健全赠予制度体系和慈善事业制度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除了提高居民的货币工资待遇外，完善和提高社保体系和全社会福利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在这一层面上政府的作用相比在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方面更加可为

　　如何扩大内需？近一段时间一直让决策层和学者绞尽脑汁。最近，把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作为扩大内需的关键性举措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已经明确把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列入了明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实际上，这一问题相比如何扩大内需问题有过而无不及。提高货币工资水平，涉及到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和社保福利体系等诸多问题，而这其中最难是如何协调参与收益分配的全要素在社会收入分配体系中相应权重关系的变动问题。

　　随着中国内外需市场不平衡的加剧，中国存在着资本结构性过剩的迹象，这种迹象当前已经不断显现出来:资本有回归资金的迹象，从央行公布的数据看，企业的存款增幅要高于居民的储蓄存款的增幅，表明具有再生性的资本由于投资项目的结构性匮乏不断进入资金市场；资金追逐财富效应问题较为严重，财富效应实际上是资金参与社会再分配，而不是创造实际的经济增加值，大量温州游资在全国范围内炒房表明，资金有脱离资本形成轨道的迹象；中国

奢侈品市场的活跃吸引了部分存量资本向资金的转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奢侈品市场的日益活跃实际上是一种货币资源的错配和滥用。造成这种资本的结构性过剩的最根本原因是资本对其他要素资源的掠夺式占有，尤其是对货币工资的占有和支配

　　收入分配制度制约货币工资上调当前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体系对提高货币工资带有一定的刚性硬约束。自社会分配体系变革以来，社会分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各要素在社会分配体系中所占的权重，不仅取决于各要素对经济增长和收益的贡献程度，同时也取决于各要素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当前市场机制在社会分配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体现和加强。决策层对各要素在社会收入分配体系中的调节作用较为有限。

　　由于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程度各异，许多要素价格尚未真正市场化。其主要表现在:许多要素资源，如原材料、能源、水电交运等的价格还存在不同的定价体系，价格双轨制阻碍了这些要素资源市场化价格的形成，这些价格存在着制度性贴现的成分；各要素价格不同的市场形成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各要素在分配体系中所占有的比重和份额，如资本在现行的分配体系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资本不仅获得了一些要素资源价格非市场化的制度贴现，而且也占有了必要的劳动力价格的要素成本。把货币工资压得很低，从理论上讲劳动力价格是由劳动力生产和在生产的成本、劳动力维系自身和家庭的必需生活支出、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等因素决定的；当前消费内需较低，实际上反映了货币工资无法有效支撑消费内需的启动。

　　从各要素资源的稀缺程度上看，各要素资源的稀缺程度存在着自然、市场和制度的多重制约，并非是简单的市场意义上的稀缺。原材料、能源、土地等的稀缺性主要体现在不可再生的自然稀缺，同时也存在制度性稀缺问题，即资源的流通、分配和价格等的制度性管制造成的制度性稀缺；劳动力比较特殊，存在着结构性过剩和结构性稀缺并存的局面，这种特殊的劳动力结构决定了货币工资的结构性特征，初级劳动力显著过剩，这种过剩主要体现在供给过剩，而在高级劳动力则相对稀缺；资本这一要素较为特殊，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在高速发展过程中，资本是较为稀缺的，然而中国的情况难以归类与一般——中国的资本稀缺主要体现在资本形成机制的稀缺。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与改革滞后，大量的资金难以变成有能力的资本，不仅使金融市场面临着流动性陷阱的压力，而且由于资本形成机制不健全、资本形成质量不高等因素，又一定程度上放大了

　　资本的稀缺程度，使得资本在收入分配体系中能够支配其他要素，在分配体系中起到了支配性作用。随着中国内外需市场不平衡的加剧，中国存在着资本结构性过剩的迹象，这种迹象当前已经不断显现出来:资本有回归资金的迹象，从央行公布的数据看，企业的存款增幅要高于居民的储蓄存款的增幅，表明具有再生性的资本由于投资项目的结构性匮乏不断进入资金市场；资金追逐财富效应问题较为严重，财富效应实际上是资金参与社会再分配，而不是创造实际的经济增加值，大量温州游资在全国范围内炒房表明，资金有脱离资本形成轨道的迹象；中国奢侈品市场的活跃吸引了部分存量资本向资金的转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奢侈品市场的日益活跃实际上是一种货币资源的错配和滥用。而在许多领域中国存在资本的稀缺，如铁路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投入以及欠发达地区等方面存在较大的资本缺口。实际上造成这种资本的结构性过剩的最根本原因是资本对其他要素资源的掠夺式占有，尤其是对货币工资的占有和支配。

　　货币工资与资本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货币工资对资本有争利性的一面，也有建设性的一面。货币工资是资本补充的必要途径，在当前资本由于在分配体系中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货币工资的结构性导致了消费市场的结构性，结构性的消费市场带来了资本的结构性过剩，在资本转换投资结构受到了资本形成机制不健全和市场准入等因素的制约下，资本褪去资本外衣回归资金本性，追逐财富效应和奢侈品市场的迹象就会越演越烈。

　　提高低收入阶层货币工资是关键从提高居民的货币工资的角度看，关键是提高初级劳动力、低收入阶层的货币工资水平，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在现有的社会分配体系中关键在于资本拥有者自觉性和全局意识。政府在此间的作用较为有限，政府最可能的措施是:稳健、有序地放宽市场准入渠道，解决资本投入的结构性问题；完善资本形成机制，提高资本形成质量，为降低金融市场的不良资产提供政策和法律的追溯环境；严格贯彻最低工资保障的执法力度；为劳动力提高层次较高，切实有效的法律援助制度体系；采取切实措施降低财富效应的获利空间，稳定物价，特别是居民的住房、教育和医疗开支，防止恩格尔系数的反弹；完善转移支付体系和社会再分配体系，建立健全赠予制度体系和慈善事业制度；等等。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除了提高居民的货币工资待遇外，完善和提高社保体系和全社会福利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在这一层面上政府的作用相比在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方面更加可为。居民消费内需不足除了增量的货币工资收入的可预见性不高外，社保和社会福利体系的覆盖面不高和现有社保福利水平与居民的期望值产生偏离也是居民降低即期消费偏好的主要障碍之一。不论是十六届五中全会还是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财政政策由建设性向公共性财政转型成了决策层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如何实现这一转型，除了加大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性公共设施等的建设外，中央还提出了在广大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首先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免费措施，完善全社会基础性公共医疗卫生建设等都将为启动居民消费产生不小的影响；然而，受财政资源的有限，如何在这些领域贯彻实施决定着财政投入对居民消费内需的拉大效力。当前社保和福利制约居民消费内需不仅体现在覆盖面上，而且还体现在社保和福利的水平上；对于没有社保和福利保障的居民，把其纳入社保和福利体系之内可以部分提高其消费水平，降低其预防性储蓄偏好，但这部分居民实际上不确定性缺口很大，收入层次较低，可动用的消费资源和购买力较为有限，在加之财政难以补足其社保和福利缺口，这一群体的消费拉动较为有限；笔者认为次优的选择是在建立可以覆盖较低收入阶层的社保和福利体系的前提下，重点在中间阶层实现突破，中间阶层其本身具有潜在的消费购买力，一旦提高其社保和福利水平将会激发其消费倾向，让人遗憾的是有关部门舍易求难，以降低现有参保居民的社保水平，这一政策很可能为这部分居民带来了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对其即期消费可能产生向下的压力。相反，笔者认为决策层应该在职工交纳社保金和保证职工工薪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单位的交纳比例，这不仅变相提高了居民的货币工资，而且也一定程度上绕过了资本利用在社会初次分配制度中的支配性地位，阻碍货币工资的提高；当然资本可能会采取降低现有工资水平来应对，不过决策层可以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来降低这一影响，如通过调节企业所得税和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为提高货币工资的企业在税收和财政上给予适当的补贴等政策来引导。

　　中国公务员的社保、福利体系是当今世界上最有保障和最安全的阶层之一，完善的社保、福利体系实际上已经使得公务员的消费边际倾向接近于零，增加公务员工资无疑就意味着增加居民储蓄，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错配。因此，公务员工资不存在提高的现实需求，一旦要提高，应该是在精兵简政、解决人浮于事等问题的基础上，在公务员工资福利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从内部挤压来提高公务员的货币工资水平，而不是通过财政预算增量来为公务员加工资

　　提升居民收入不是单纯涨工资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当前决策层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在这个领域学界的观点缤呈纷至，其中有专家建言，以提高公务员工资起步，逐步开启全民收入提高的大幕。诚然，相比提高其他居民的货币工资，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在操作上具有很强的调节性；但这种先后关系并不值得提倡；具体原因为:到目前为止，公务员的工资已经处于中等略偏上的水平，对其提高工资没有现实的迫切需求；公务员工资水平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分配层次问题，是工资结构问题而非是工资水平问题；公务员的消费资源具有可转嫁性，不同级别的公务员都隐性和显性地存在一定的消费费用，这部分消费费用有的以货币工资的形式体现，有的并没有以货币形式体现出来，因此如果加上这些支出，公务员工资水平实际上并不低，最近，高学历的人才钟情于公务员表明公务员实际上是一个中富阶层，再提高工资其实对公务员建设并不有利；中国公务员的社保、福利体系是当今世界上最有保障和最安全的阶层之一，完善的社保、福利体系实际上已经使得公务员的消费边际倾向接近于零，增加公务员工资无疑就意味着增加居民储蓄，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错配；因为公务员不仅社保、福利体系健全，而且住房、医疗等的补贴也是丰厚的，同时各种交通补贴、通讯补贴、餐饮补贴五花八门，据悉许多政府部门一个车补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的工资。因此，公务员工资不存在提高的现实需求，一旦要提高，应该是在精兵简政、解决人浮于事等问题的基础上，在公务员工资福利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从内部挤压来提高公务员的货币工资水平，而不是通过财政预算增量来为公务员加工资。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提高货币工资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在当前货币工资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提高货币工资最主要是提高低收入阶层的货币工资，目的是提高社会居民整体的消费购买力水平，缓解

人民币升值的内部经济压力，调节资本的方向和投资结构，但把提高货币工资仅仅理解为涨工资，或谁先涨工资，则就脱离了发掘和启动消费内需的真实含义，是一种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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