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小康开始破题

　　苏州为全面小康建设开了一个好头，而对整个中国全面小康建设的进程来说，所有的挑战还只是刚刚开始

　　本报记者尚晓阳北京报道2005年年底，苏州将率先进入全面小康，苏州市委书记王荣近日在中国首届全面小康论坛上宣布了这条消息。这对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而言，全面小康还只是一个目标图景。

　　5年前，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不久前，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及全面小康:2006年，我国已经进入实现全面小康建设目标的关键时期。

　　苏州为全面小康建设开了一个好局，而对整个中国全面小康建设的进程来说，所有的挑战只是刚刚开始。迟迟没有公布的全面小康指标体系也在谨慎地考量着它对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更为关键的一点，它将会重新解读许多带有文学色彩的中国改革难题，这些数字化的语言将会更加清晰地投射中国全面小康路上的沟沟坎坎。

　　指标之惑

　　2005年12月，这是中国全面小康的指标体系原定发布的最后时间表，显然，这个任务要在接下来的2006年来完成。

　　这个由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共同打造的中国最权威的全面小康指标体系的内部试点也在悄悄地进行着。如果用内部试点的全面小康指标体系来给我国的小康进程打分，2000年是58.4分，2004年的分数刚刚及格:63.3分。未来15年间，我们能否补上这将近40分的差距？

　　什么是小康生活？有房、有车、享受高等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还是每年至少出国旅游一次，每周有充足的休闲时间？如今全国不少地方都在争相奔小康，小康不小康，究竟谁说了算，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国家版本、地方版本和媒体版本的小康指标体系。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文兼武告诉记者，以国家统计局、发改委为代表的国家版本指标体系还在系统内试点，明年有望出台，它的规格与权威不容置疑。这个体系包括25个指标，涉及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主法制、科教文卫、资源环境等六大部分。因为要顾及全国各地区的发展差异，这个指标体系的出台时间表得向后推了。

　　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两年前就出台了自己的小康指标，这个指标体系在有些指标上稍稍低于国家版，但它对江苏全面小康建设的启动提供了考量标准。

　　文兼武告诉记者，在国家版指标体系的25个监测指标中，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有12个，包括人均GDP达到2.5万元人民币、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万元人民币、恩格尔系数低于40％、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大于27平米、人均生活用电量达到500度、家用电脑拥有量超过60％、平均预期寿命大于75岁等。

　　实现难度较大的有6个，包括第三产业比重超过50％、城镇人口比重60％、基本社会保障覆盖率达到80％、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3.4％，万元GDP综合能耗小于0.84等。

　　另外7个指标在过去几年时间内，仍然朝着和全面小康目标值相反的方向发展。如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3％－6％、基尼系数保持0.3－0.4之间、城乡可支配收入比不超过2.85、地区发展差异系数小于0.7471、社会安全指数高于100％、长用耕地面积指数达到100％、环境质量指数达到100％等。

　　面对不折不扣的指标，即使是已经基本实现小康的江苏省昆山市也有挠头的地方。昆山市市委书记曹新平坦言，有些指标很容易实现，比如人均GDP，今年昆山达到108000元人民币，远远超过25000元人民币的国家指标。

　　“但有些指标又太难了，我们根本不可能实现。”按照江苏省政府制定的小康指标，森林覆盖率要达到20％，但是在昆山，水面就占了40％，不可能完成森林覆盖率达到20％。森林覆盖率只是其中一个小问题，对全国更多经济远远不及苏州和昆山的地方，更迫切的是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地区差异性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性都将考验着全面小康指标体系。

　　城市小康还是农村小康

　　在奔小康的跑道上，有人只有一步之遥，还有很多人远远没有及格，主要的问题在农村。这是许多专家的共识。十六大提出全面小康目标的时候，苏州的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金。2005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6000美金，人均收入可以达到2000美金，农民达到1000美金，但是苏州市委书记王荣却还是小心翼翼地提醒自己与媒体，全面小康没有及格线，哪一项没有达标都是“硬伤”。

　　这与其说是谦虚，不如说是无奈，平均数不代表大多数。在苏州同样有一半的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达不到平均水平。正因为是这一点，王荣不敢轻言提前“交卷”——全面小康是一次大考。

　　城市小康还是农村小康？全民小康还是少数人的小康？这几乎是所有人听到全面小康这个词时会想到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农村”，而中国农村的现状如何？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合理的状况应该是在1.5:1，2:1以上就属于差距较大，而我国去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3.2:1。有人预测，如果这种状况在“十一五”时期不能够加以遏制，到2010年，这个数字可能扩大到4:1甚至更大。“如果出现这种状况，我们对几亿农民确实是不好交代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说。

　　2004年，在粮价大幅上涨和减免农业税、增加补贴等强劲措施下，农民收入出现多年来少有的增长，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涨了三百元，城镇居民则平均涨了九百元。

　　社会保障缺失也让我们无法把农村和小康这两个词联系到一起。现在纳入到社会

养老保险的1.6亿人，纳入

医疗保险的1.2亿人，纳入到失业保险的大概8000万人左右，这样的数字基本上把广大农民排斥在外。

　　“以往50年搞了10％，按照这个速度，还需要500年才能实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提到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说，“最近这些年社会保障发展速度加快，每年大概有1000多万人纳入到社会保障范围内，按照这个速度，也还需要一百年。”

　　“现在城市里打工的将近一亿农民工，有的长期在城市打工，到底什么理由使得他们是产业的主力军，是很大一笔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却不能够享受养老、医疗这样的社保呢？”景天魁的话让人怎么也振奋不起来。

　　此外，交通、供电、供水、教育、医疗，这些城市里国家财政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农民却享受不到。郑新立介绍说，我国一年8万亿的投资，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至少有2万多亿，而农村得到的只有2—3百亿。

　　全面小康与政府的“手”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左右全局，而在建设新农村的全面小康蓝图上，政府有形的手却是必不可少。

　　面对还在继续扩大的城乡差距，一种通常的解释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间，城乡发展差距的拉大是一个必经的阶段，过了这个阶段可能就逐步缩小了。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坦言，自己过去也这样想，但是今年5月他到韩国考察新农村建设经验后改变了他的想法。

　　“韩国不存在这样的阶段，”他说，韩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开始加快工业化的进程，3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是同步提高的，城乡居民收入始终保持在1:0.8到0.9，而且在短时间内曾经出现过农村的人均收入超过城镇居民收入。

　　“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韩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就提出要搞新农村建设，”郑新立告诉记者，“当时韩国的基础设施很落后，住草房，点油灯，一天吃两顿饭，农村的状况很凄惨。于是，政府拿出财政支出的1％，购买水泥、钢筋提供给农民，让农民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建自来水、道路民用化等20多个项目。韩国政府帮了农民的大忙，也改变了韩国农村的面貌。”

　　郑新立建议，“中国政府也应把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至于财力的问题，他表示，“政府给一点钱干得更好，你不给钱组织一下也可以干。”

　　政府的推动作用已经在有些地区产生积极影响。在江西赣州，政府组织“四清四改”——清垃圾，清污水，清路障，清污泥，改水，改厕，改造，改圈，农民感谢的不得了，说这是共产党土地联产承包以后给农民办的第三件大好事。

　　郑新立讲了一个例子。在赣州，一个村子有一个水井，在水井上搞一个变频式的水泵，加一些PVC管子，加一个水龙头，自来水的问题就解决了，不用像过去那样搞高位水塔、蓄水池，搞净化，投资大大下降。一个变频水泵1500－2000块钱，一百户的村子，一户拿50块钱，拿两千块钱买水泵，三千块钱买水管，买水龙头，自来水的问题就解决了。

　　有了自来水，农民就可以买洗衣机，可以把旱厕所改成水冲式厕所，可以搞一个水龙头，夏天干活儿回来可以冲一个凉水澡。

　　小康生活，也许就是这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