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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条“中国地下信贷达8000亿”的消息在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做出上述结论的中央财经课题组负责人李建军向记者透露，北京地下金融最为活跃的组织是私募基金。长期以来，由于私募基金一直处于法律监管的真空地带，其运作带有极强的神秘色彩。那些亲自参与私募基金的投资人和运作人到底在经历着怎样的酸甜苦辣呢？为了给读者揭开私募基金之谜，本报从今日起，将从“中国地下金融”报告中节选一些经典案例，连续刊登，以飨读者。
出场人：张先生，生活在北京；典型的金领一族，高学历、高职位、高薪水，现任一家知名外企中国地区副总经理。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的他已经身家近千万，而这些资本的积累不乏几年前炒股所得。
1996年，经过一位在证券公司工作的朋友引见，张先生将100万元资金交给了一家股票工作室。对方许诺每年有15%的回报，当然，双方还签署了“本金至少一年不抽走”的代客理财条款。“我觉得这样的条件很有诱惑力，于是就答应了。开始我投入了100万元资金，可以说是我当时所有的资金。后来双方合作得很愉快，我的资金投入也增加到了500万元。”张先生简要地描述了一下过程。
为什么张先生当时会这么信任这些操盘手？
“其实，我当时还从各方考量过这家工作室。比起一些知名的券商，这家工作室的实力毫不逊色。30名员工中，硕士学历以上的就占了一半，其余的人也均为本科毕业，而且他们当中也不乏曾任职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的证券分析师。他们对资本市场的运作非常熟悉，显得相当老练。交由他们进行交易的资金单笔一般要100万元以上，低于100万元的客户他们都不谈。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第一次就投入100万元的原因。而且他们的资金总量比较大，容易炒作成功，也就是可以自己坐庄，你知道，那时候庄家赚钱是很容易的。他们还有一些特殊关系，能得到内部消息。这些消息等散户知道时，股价已经提前反应，涨到天上了。我炒股的时候可以算是幸运的，几次大行情都赶上了。1996年入股市，就赶上了大行情，可以说是闭着眼睛都赚钱；接着1999年，又出现了‘5·１9’行情。几年的合作，我和操盘手都很满意。2000年，科技股的崛起又让他们抓住了时机，结果年底收益又翻了番。”
“2000年我要求将收益的方式做一些改变，除了保底和15%的收益外，多出来的收益我和他们还要再分配，当时定的是我七，他们三。他们当时也同意了，毕竟我所要的收益是相对较少的，一般都是要求30%的收益。而此时我投入的资金也增加到了500万元。”
但作为常理，张先生也不是总那么走运。
“当然有亏损的时候，2001年6月后市场风云突变，有一天大盘竟一下子跌了100多点，而我所委托的工作室还在傻乎乎地等着反弹。但是，我想得很开，既然合作了就要信任对方，而且钱本来就是身外之物。我当时的工作很稳定，就算在股市上我这500万元全赔了，我靠当时的薪水也能生活得很好。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把钱看得太重，也许就是这种心态使我能够冷静地投资，在现在行情不太好的时候我仍有一些资金还在股市上。”张先生对自己经历的描述好像在谈一个他熟知的朋友的事情，没有澜荡起伏，总是那么不温不火。
商报记者 张培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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