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 弄潮股改勇者无惧

　　□记者李良上海报道

　　三封公开信，四次沟通，近一个月的较量，著名作家周梅森与金丰投资的股改角力在11月28日有了结果:参与投票的流通股股东中，约41％的流通股股东对金丰投资股改方案投了反对票，从而使该股改方案没有达到法定赞成比例而被否决，周梅森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个被视为流通股股东对非流通股股东一次意义深远的重大胜利，在周梅森看来，是偶然也是必然。如果不是因为这次股改，不会触发周梅森对中国股市12年来的思索，也就不会猛然从文学界跨入财经界，发出自己的“怒吼”，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对于中国股市而言，十多年来积累下的深重“原罪”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流通股股东们积蓄的力量只不过需要一个外力的推动而已，这又是一个必然事件。偶然与必然的相遇，使得文坛上早已声名远播的周梅森，在财经领域里，同样走到了聚光灯下。

　　“在中国改革的最前沿，你总会看到我的身影。我早已经习惯了站在改革最前沿上经历大风大浪，这就是我的性格。而作为一个作家，我要对得起自己起码的良知和道德，因此，哪怕是和风车作战，我也要斗争到底。”周梅森坚定地向记者表示。

　　历史选择了我

　　股改棋到中盘，一家家上市公司的股改方案均以顺利通过收尾，让股改似乎再无悬念，曾经热闹非凡的股改讨论近来也逐步沉寂了下来。但11月5日，周梅森发出公开信——《我愤怒》，以排山倒海之势怒斥金丰投资的股改方案，如无声处响起一声惊雷，炸醒了昏昏欲睡的流通股股东们，再度将媒体、公众们的眼光卷入股改之中。

　　事实上，这封公开信的发表并非仓促之举。在金丰投资首次公开股改方案之后，周梅森就主动和公司联系，表达了自己对股改方案的不满，并与金丰投资管理层及控股股东上海地产集团高层进行了沟通。“当时我们沟通的很不错，谈到了10送3.8股的对价和大股东的最低减持价，保荐人还在起草具体文件时征询了我的意见。沟通完以后，他们把文件报送到上海国资委，国资委不同意，说底线就是10送3.5股，而且不准上海地产集团做任何减持价格上的承诺。当我接到公司电话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这意味着战争。”周梅森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公开信我早就写好了，并且提前发给了阮人旦(金丰投资董事长)看，并告诉他将选择一家媒体发布。第二天就发表了。”

　　公开信在市场上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网站上的点击率很快达到了上千万，这引起了上海地产集团和金丰投资的不安。为了说服周梅森改变态度，金丰投资高管四下南京，非流通股股东也想办法拿出了两项追加承诺，希望周梅森改投赞成票，但没有效果。网络投票开始的当天下午，阮人旦再度致电周梅森，做最后的努力，但这只不过是又一次徒劳。

　　“应该说，金丰投资的高管们和上海地产集团的领导都是值得尊敬的，自始至终他们都以一种非常积极认真的态度与我进行沟通，令我欣慰的是，在和非流通股股东交锋过程中，双方没有人格攻击，没有造谣中伤，或者是那种非理性的，感情用事的言行，大家都是按照博弈的原则来行事，只有公愤，没有私怨。”周梅森说，“阮人旦他们提出，希望我能帮他们一把，我不能答应。因为股改方案侵害了股民的利益，我现在如果让步，全国人民都会认为我被收买了，那就是周梅森倒下去了。所以，从维护股改的角度来说，我也必须坚持我的原则底线，不能顾及任何私人利益和感情，包括锁定股票，在投票前哪怕涨，我也决定不抛。”

　　而对于这次挑战金丰投资非流通股股东的举动，周梅森喜欢用“历史选择了我”这句话来解释。在致金丰投资董事会的信中，周梅森如是说:“做了你们的第一大流通股股东，是我的大不幸，也许也是你们的大不幸，但是没办法，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就演好自己的角色吧。”

　　在这次较量中，周梅森的角色很复杂:既是一位普通投资者，握有金丰投资70余万股的流通股，需要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具有很大的社会号召力，也就自然要承担社会道义上的责任。不过，在他看来，二者的身份是可以自然合一的，自己的角色定位非常清晰。

　　“如果我不是一个普通投资者，我不可能这么深深地去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知道其中有这么多血泪，有这么多伤痕，不会有切肤之痛。那么既然痛了，我就要呐喊。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我是不会忍气吞声的，不会让你打了我左脸，我还要把右脸伸过去。”周梅森说，“但另一方面，我又是一个作家，作家总得思索一些问题，作家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我又是一个写改革方面的作家，这么些年来密切关注改革的进程。我认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是七千万股民的事情，七千万股民损失太大了，想到这些，我心情很沉重。这个事情我如果再不出来讲话，仅仅为了一点小利益就放弃的话，就违背了一个作家起码的良知和道德，所以从第二封信、第三封信开始，我就开始对整个股改和整个中国证券市场发言，这是顺理成章的。”

　　金丰投资的股改方案最终被流通股股东否决了，这其中，周梅森“功”不可没。但面对着这样的结果，周梅森并没有人们预想的兴奋。相反，无论是在股东大会上授权代表发言，还是在投票结果出来之后接受媒体采访，周梅森都反复强调一点，尽管为了股改大局投了反对票，但希望所有金丰投资的股东们要珍惜金丰投资，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公司。

　　和风车作战的悲哀

　　自称“历史选择了我”的周梅森，并没有将自己局限在金丰投资的股改较量中，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整个股改大局。

　　在与金丰投资进行第一次沟通的时候，周梅森只是以一个普通投资者的心态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没有想到其中的复杂性。但金丰投资公布最终方案，前来做第二次沟通的时候，周梅森猛然醒悟，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金丰投资。当被告知所上调的方案是上海市国资委底线的时候，周梅森很恼火:“国资委凭什么定一个底线？既然六部委文件给了我们博弈的权力，那凭什么只准国资委定个底价，而不让我们还价呢？国资委公开表态说，和流通股股东一样，是平等的出资人，那么，我就拼命地去寻找那个平等的感觉，但我没有找到，为什么？他是出资人，他设了一个底线，他又躲在幕后不出来和我们沟通，这让我们怎么进行博弈？在我看来，他们就是在进行第二次掠夺。”

　　周梅森迅速锁定了自己较量的对象: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自己真正博弈的对象不是上市公司，也不是控股股东，而是国资部门。“正是因为流通股股东们一直没有找到真正的博弈对象，总是把精力放在和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的谈判上，所以就根本无法进行真正的博弈。”周梅森总结道。

　　于是，一封致非流通股股东和国资部门的公开信——《恺撒的归恺撒，人民的归人民》很快在周梅森笔下诞生了。在文章中，周梅森愤怒地表示:“当你们中的某些人口口声声不能以股改的名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时，你们有没有认真算过账？中国上市公司现在的国有资产有多少是国家的投入，又有多少是七千万股民的历年投入？你们敢把这笔大账和全国中小股民认真算一算吗？”

　　对于周梅森挑战国资委的行为，有网友曾表示，周梅森其实是在扮演一个“唐·吉诃德”的角色，只不过是在和风车作战而已。周梅森对这种说法抱以苦笑。“一个周梅森是唐·吉诃德，但七千万个周梅森就是滔天巨浪。如果因为我的努力，能对中国股改和流通股股东利益做出贡献，哪怕是和风车作战，我也要作战到底。”周梅森说。“在这里我要感谢媒体和广大股民的支持，他们让我发出了声音，并且放大了我的声音。其实我没有说多少新东西，我所看到的，大家早就看到了。我声音既然放到了这么大，我就会坚持下去，一直到这种声音起到作用为止。让他们好好想一想，怎么对中国股市负责，怎么对中国人民负责，你们有没有负起这个责任。”

　　正是出于这种理念，周梅森始终在金丰投资的股改过程中坚持自己的原则，尽管自己要求的对价仅仅和实际对价相差0.3股。在他看来，自己的坚持并非是和金丰投资过不去，而是着眼于整个股改，要尽自己道义上的责任，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唤醒广大流通股股东的维权意识，让大家都认清谁是股改中的最大障碍，通过大家的实际行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七千万股民都一起发出自己的呐喊，随着一家家侵犯中小股东利益的公司被否决，他们总有坐不住的一天。

　　“我很希望国资委公开出来辩论，并且要明确他们到底是以官员的身份还是以出资人的身份来辩论，是官员谈官员的事情，是出资人谈出资人的事情。我要质问他们，凭什么你的资本就具有特权，而我们的资本就应该被掠夺，这是不公平的事情！也许我的言论改变不了什么，但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索吧。对于我来说，我或者见证中国股市的崛起，或者就见证中国股市的灭亡。”周梅森表示，“事实上，我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国资委和有些僵化的体制上，我是把希望寄托在七千万中小股民身上。一要有维权意识，二要有股东意识。我们现在的股东没有积极主义精神，只有投机意识，这必须扭转过来。”

　　坦然面对质疑

　　由于周梅森具有双重身份，其挑战金丰投资乃至国资委的举动也遭到一些人士的质疑。对此，周梅森坦然地做出了回应。

　　一位名叫皮海洲的在网上撰文指出:进一步分析周梅森所提出的两个投赞成票的条件，投资者不难发现，这两个条件其实是为周自己贴身定制的。每10股至少送3.8股，如此一来，周的持股成本就可以由目前的6元左右降低到4.40元左右；同时要求大股东作出4.6元以下不减持的承诺，这样大股东减持之时，周梅森自己也正好可以解套出局了。为此，他感叹道，本来在当前的股改中，投资者的维权之路就十分艰难，如今好不容易站出来了一个周梅森，广大的中小投资者盼望着他能够代表广大的流通股股东来主持正义，但没想到最后周梅森的“愤怒”也不过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战罢了。作为一个肩负着社会责任的作家尚且如此，如此一来，这股民的维权之路又在何方呢？

　　周梅森注意到了皮海洲的质疑，并向记者做了解释。“第一，如果我真正提出10送10，股民中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想法，有人就会想，周梅森会不会像一些大股东、国资部门一样，发股改财。你明明成本很低，却非要人家10送10，你这不等于把以前那些流通股股东的血泪一下子吞了？第二，我提出10送3.8股，确实是站在自己的利益上考虑的。但如果一个被侵害者、被掠夺者不敢算自己的账，不敢为自己的利益挺身而出，你还能指望别人吗？周梅森不是救世主，你也不能指望别人来当救世主。如果每一个中小股东都能像我这样站出来，对侵害你的方案说不，这种掠夺就进行不下去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能救的只能是你自己，勇敢地站出来，对一切侵害你的方案投反对票，哪怕只有一百股，你也要站出来告诉他们，我愤怒了，不能再容忍了。我算自己的账，我也要求你们算你们的账。”周梅森很激动，“第三点，我之所以提出10送3.8股，目的很明确，就是挑战国资委的最高底线。不要小看这0.3股，如果我能打破国资委底线的缺口，就为其他公司的流通股股东们增加了博弈的空间。”

　　不过，周梅森也从不讳言其对股改的支持，多次向记者提到股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并不是反对股权分置改革，相反，我恰恰是希望它搞好，希望它能比较彻底地清算历史原罪，我仍然是它的支持者，我仍然关注它，实质上，我的行为是对股改另一种程度的支持。我对非流通股股东也说过，你以为我的行为只是为自己争取利益吗？你错了！我是在为所有的股东争取利益，我们共同的利益。你们设想一下，如果这个市场被搞垮了，老百姓血本无归，还怎么进行融资？资本市场还能不能发挥它的功能？当狼把羊吃完的时候，狼也会饿死，哪怕你就是一只狼，你也不能采用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从这个角度上说，我的反对的声音，恰恰是为了这个市场的健康发展。”

　　也曾商海沉浮

　　作为一个作家，周梅森可谓文坛重量级人物，著有中长篇小说《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忠诚》、《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等，并有多部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被誉为“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曾在商海几度沉浮。

　　周梅森第一次投资的对象是房地产。他和另一位下海的作家一起办了一个房地产公司，拿出所有的积蓄到广东惠阳买了50平方米地皮，造了一座5层楼，但事实证明，这次投资是失败的。过了几年，他又跑到上海做房地产，搞了600多人的工程队同时建6座楼。苦苦奋斗几年后，手中有了积蓄，他又瞄准了股市，成了南京股市里的第一批大户，也经历了一眨眼赚几十万，一眨眼赔几十万的大喜大悲。

　　正是有了这么丰富的社会经验，在面对输赢时，周梅森一向非常冷静。而对于股市的投资，他也逐步接受了价值投资理念。投资股市12年来，他不管自己亏得有多惨，总是认为是自己的投资策略出了问题，而不是市场出了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知道“罪自己”而从没有“罪市场”，直到这次股改。

　　“1996年，我写的长篇小说《天下财富》就是写股份制改革的，就像我公开信里所写的，我曾经是那么地为股市欢呼，认为我们找到了一种既属于融资者、又属于投资者的一个市场。现在回头想，真的觉得很痛心。有的人讲，周梅森不但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我讲这不是欺骗，如果是欺骗的话，我自己不会入市，我是相信巴菲特长期投资理论的。”周梅森告诉记者，“我有一个朋友，1993买入一只汽车股，大约在12块左右，当时一起分析判断认为，中国是人口大国，工业化刚刚启动，汽车必然进入千家万户，这只股票将来会成为最有发展潜力的一只股票。现在这只股票不到2块，从1993年到今天，而且从来没有给股民分过红，可以说是血本无归。刚开始，我反复思考我是不是投资错了，是不是选错了股票，这个产业是周期性产业，是不是我进入价格高了？但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错，我觉得有些不对头了，我们面临的是制度性问题。”

　　不过，尽管认识到了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周梅森并没有放弃价值投资理念，还是始终强调股民们要有股东意识，要有股东积极主义精神。他告诉记者，他非常关注金丰投资的发展，每年的报表都要研究。”股改之前，上海组织了一个房地产研讨会，金丰投资参加了，我立马打电话问公司为这个会议掏了多少钱，并明确建议，有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公司最好不要参与。他们马上向我解释，没有花钱。我说，到年底我要仔细分析你们年报，看你们支出有没有这项。”

　　周梅森告诉记者，“他们在南京的金丰易居，在开办时我就去看过，问他们运行情况怎样，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问我是不是换房。我说不是换房，我是你们股东，我来了解了解情况。他们撤走，我又去问为什么。我就是这样的股东意识，也希望其他的股民们有这样的股东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