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聚焦政策性银行转型) 三大政策银行抢跑开发性金融

　　□记者石朝格

　　继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之后，三大政策性银行的转型问题已成为国内金融改革的又一个焦点话题。

　　政策性银行在新形势下如何转型一直悬念丛生。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终于给出了 明确的答案，即转向“开发性金融”。按照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的理解，“开发性金融”一方面是从事政策性非盈利业务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另一方面是开展商业性盈利活动避免“政府失灵”，使银行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

　　无疑，管理层的“定调”对徘徊于“十字路口”的国内政策性银行来说，就好比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不仅给因业务萎缩、资金不足处于困境中的农发行、进出口银行带来了一线生机，而且也对长期在风口浪尖“领舞”的国开行注入了一剂“开胃液”。

　　但由于种种原因，三家银行在执行管理层“政策”时，又是“各怀心思”，从自身的角度去诠释“开发性金融”的独有含义。

　　抢跑开发性金融

　　根据央行的规划，政策性银行将尽快转变为有

竞争力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提供国家财力许可的金融性服务的同时，更好地为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和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持久的金融服务。

　　“无论是从宏观还是从微观来看，目前政策性银行转型为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的时机都已成熟。”央行研究局副局长张涛向记者表示，面临着新的选择，三家银行必须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增长空间”。

　　事实上，为了抢占先机，三家政策性银行未等央行发令枪响，就已经悄然向开发性金融进军。

　　“原本今年就‘僧少粥多’，现在又多了一个卖‘粥’的，而且分行又催得紧，真不知道该怎么办。”11月23日，云南农行分行一基层支行长向记者抱怨说。该行长的这番抱怨缘于国开行最近的一系列行动——进军农村金融。记者了解到，自今年5月以来，国开行先后与浙江、江苏、云南等农信社省级联社签署合作协议。尽管各协议内容不尽相同，却都有类似“共同将开发性金融推进到县域中小企业等农村经济服务领域”的表述。

　　据国开行内部人士透露，该行内部一些按政策性金融机构要求设置的行政色彩浓厚的机构名称，也将随之变更。

　　进出口银行也在采取行动。

　　11月16日，该行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尼日利亚客户群签署了融资协议；11月11日，该行还曾与中国五矿集团在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协议金额20亿美元；上述协议的签署，是该行充分利用政策性金融手段支持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两大成功事例。

　　而此前，进出口银行也在准备出台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扶持的政策。“对于出口规模达不到100万美元的企业，我们打算降低起贷条件，同时，进出口银行还准备通过扩大分支机构和设立融资担保基金的形式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前不久，进出口银行行长助理梁骧在公开场合表示，下一步，进出口银行在杭州的代表处要上升为分行，与南京分行一起作为试点，尝试对中小型出口企业提供融资。

　　与上述两家银行相比，农发行的行动要相对“迟缓”一些，但这并不代表该行将把“分内”的业务拱手让人。

　　几天前，为了拓展业务范围，农发行总行下发了《关于加强其他储备新业务试点工作的通知》，自银监会批复农发行试点开办其他储备信贷业务以来，截至目前，农发行总行已批准同意17个分行开办国家和地方化肥储备信贷业务，5个分行开办地方储备肉信贷业务，3个分行开办地方储备糖信贷业务。

　　“我们还将开展与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合作。”据该行研究所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介绍。早前，农发行曾与中国平安保险等四家保险机构合作，尝试保险代理业务。

　　三银行各怀心思

　　在三家政策性银行的眼中，“开发性金融”一词却有不同的意义。

　　一位接近银监会的人士告诉记者，“国开行还想继续做大，希望既保持政策优惠，又不退出商业性业务，但这对商业银行是不公平的，也有违监管部门公平、公正的原则。”

　　长期以来，由于业务交叉，国开行与商业银行冲突早已公开化，1998年，中国银行为此曾向有关部门提交报告，指责国开行利用政策优势和资金的低成本优势，与商业银行进行恶性竞争。

　　面对公路、桥梁、通讯等许多竞争十分激烈的优质大型项目时，国开行往往能以较长的期限、较低的价格在诸多商业银行中取得竞争优势，一般情况下，商业银行根本竞争不过国开行。

　　“现在国开行的六大信贷领域——电力、公路、铁路、石油化工、城建及邮电通讯行业的确是‘肥肉’，但是十年之前的情形却完全相反，很不景气，商业银行不愿意提供贷款，所以分离出来给政策性银行，现在这些领域有利可图了，就要我们退出来。”对此，国开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却大感委屈，国开行既不可能退回到纯粹的政策性业务领域，选择退出无异于自断财路，也不会放弃政策优惠做商业银行。

　　谈及进出口银行的未来，该行业务发展研究部总经理刘云清博士说，“进出口银行的业务范围可能也会有所拓展”。未来，进出口银行将增加新业务，比如办理本行贷款项下的本外币存款、结算业务，办理自营外汇买卖和对客户贷款项下外汇资金保值的代客外汇买卖业务等，为此进出口银行将充实资本金，“这项计划会很快落实”。

　　而在农发行的“蓝图”中，则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本色”。

　　用该行研究室主任朱英刚的话来说，几年前，由于粮棉油收购信贷的大幅萎缩，“农发行有没有必要存在”的争论渐起，甚至有很多专家建议撤销农发行，他们的依据再简单不过了，因为农发行超过90％的业务都集中在产后的粮棉油收购信贷。

　　朱英刚告诉记者，农发行的转型目标仍是做“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服务银行”。农发行能为农业生产全过程提供信贷服务，比如产前农业机械设备的买卖，产中化肥农药的购买等等。此外，还要精简机构，撤销部分地市级分行。

　　转型之路如何迈

　　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有着一段距离。政策银行的转型之路自然也并不平坦。

　　“三家银行要转向开发性金融，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缺少法律支撑，监管部门正常的监管也缺乏相应的依据。”社科院金融所曹红辉博士不无担忧地表示，由于部门利益冲突，争议近三年之久的《政策性银行管理条例》草案到目前还无法顺利通过，这样会产生很多的负面作用，如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界定等。

　　国研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也表示，对于“商业性”与“政策性”的划分上，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政策银行都希望有一个权威的说法，这样才能各负其责，各安其位，如果不从法律上加以明确的话，规划再好也会出问题。然后才是如何使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开，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是一种介于商业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之间的制度安排，要实现政策业务和商业业务的制度性分离，一是通过母子公司架构，母子公司隔离运行；二是采取专项账户管理，对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实行制度隔离。

　　巴曙松认为，在以母子公司方式制度建设方面，可以参考德国或法国模式，通过母子公司分离，实现不同性质和种类的项目分别进行专业化管理与运作。在实行专项账户管理方面，可参考泰国农业与农村合作银行(BAAC)和韩国产业银行(KDB)的模式，对政策性项目可建立国家账户，对非政策性项目可建立银行账户，严格界定政策性业务的范围。

　　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提醒，为了完成“开发性金融”的目标，需要继续给予政策性金融机构以政府信用的支持。支持的形式不应主要依赖财政拨款，应当全面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面向市场筹资。

　　而央行研究局张涛副局长则提出更为大胆的设想，“三家银行可以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选择适当的领域，开展商业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和国际银行业务。在筹资方式方面，也可以在传统的与政府信用相结合的债券融资之外，寻求新的资金来源。如条件成熟，也可考虑吸收企业和居民储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