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关键在于防止“大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树成张晓晶张平

　　○未来5～8年内，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可能出现两个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内○经济的大起大落，要害在于“大起”。为了防止2006～2008年经济的“大起”，以及避免随后2009～201 0年可能出现的“大落”，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患于未然，特别是防止各地借机追求政绩，大兴土木，大上项目。如果能够较好地调控2006～2008年可能出现的“大起”，那么就能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经济平稳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在出口方面，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因此，需要对外贸的高度依赖进行必要的调整，在促进进出口继续适度增长的同时，要注意防止外贸冲击对经济增长和波动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贸易增长应由关注贸易顺差转向贸易平衡，由关注贸易额转向提高贸易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今后外资流入除采用FDI形式之外，更多地将采用非FDI形式。非FDI资本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流动性”非常强。对于流入国来讲，受资本流动冲击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应加紧完善针对非FDI的监控体系，防止非FDI的大进大出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冲击

　　克服经济的大幅起落，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是人们一直所盼望的。那么，在未来5～8年内，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将会出现什么新特点呢？我们总的看法是:未来5～8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出现两个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内。以上两个特点之所以说是“有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是因为未来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

　　未来几年经济高增长与强波动并存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新一轮周期的经济推动力是以

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而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与波动的作用具有两重性特点:一是高位增长，二是强幅波动。

　　从房地产和汽车这两个产业自身的产业链特点及未来潜在需求看，蕴含着较为持久的经济增长潜力。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具有高位增长作用的同时，它们还具有强幅波动的特点。这是因为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技术冲击因素，在其传导过程中会具有放大效应或过度扩张效应，随后会遇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需求制约，特别是资源制约等。

　　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在其传导过程中之所以会具有放大效应或过度扩张效应，是因为:其一，产业内的独立循环。房地产和汽车的产业关联度很高，在其投资和生产过程中，与原材料、

能源、矿产品等投资和生产之间所产生的相互推动的产业循环，具有产业内相对独立的内部循环性。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内部循环中，会形成“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滚动扩张。其二，需求的夸大。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不仅是根据其现期需求，而且是根据其预期需求进行的。在其现期需求和预期需求中，甚至还会包含投机需求。在其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市场会充满乐观的预期，由此，对房地产和汽车的实际需求会被夸大。这时，在高价格、高利润的驱使下，会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的盲目过度扩张。其三，金融的推波助澜。在市场前景看好的情况下，金融企业为获取自身的盈利，会从金融角度支持房地产和汽车，以及与它们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的过度扩张。

　　这种过度扩张，随后会遇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主要有:

　　其一，需求制约。对房地产和汽车的有购买力的实际需求，是与人们一定的高收入水平、一定的收入积累、一定的信贷支持和自身负债能力，以及一定的相配套的基础设施条件为基础的。在一定时期内，人们的收入水平、收入积累和负债能力是有限的；金融企业从其自身获利出发，对经济风向的变动最为敏感，信贷条件是最易变化的；同时，相关的基础设施条件也不是一下子能满足的。因此，对房地产和汽车的购买热潮具有一定的阶段性，而一旦房地产和汽车的需求发生阶段性变化，将造成房地产和汽车在短期内的产能过剩，导致其投资与生产的剧烈波动，同时也带动各相关产业的连锁波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美国20世纪20年代房地产和汽车的大发展，及其后1929～1933年的大危机和大萧条，最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大繁荣的20年代”。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个新的和永无止境的繁荣纪元。首先是工业和建筑业的广泛扩张，这基本上是以汽车制造、电气设备制造和房屋的大量建筑为基础的；其次是铁路以及运输设备的扩充；另外还有企业合并、收购的浪潮。实体经济领域的扩张和繁荣给美国带来了实惠。在物价水平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了工业生产的几乎翻一番，人均实际收入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个时候，人们普遍乐观。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过分信任出现了所谓“投资于美国”的口号。大量外资涌入美国，不仅进入制造业，更多的是进入证券市场。海外资金的大量流入进一步推动了投机狂潮，强化了虚拟经济的繁荣。而所有这些，也为随后的大危机和大萧条埋下了伏笔。当时，房地产建筑业和汽车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繁荣的两大支柱。就房地产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用建筑被大大削减，战后对新建住房的需求之大，几乎达到怎么扩建也满足不了的地步，并引起了狂热的房地产投机活动。房地产建筑业和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又推动了钢铁、石油、化工、公路建设等一系列工业和交通部门的发展。与此同时，20世纪20年代也是美国消费信贷大发展的时期。消费信贷为住宅与汽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当时，在美国国内市场出售的汽车、家具及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大部分是按赊销的办法推销的。汽车业的迅猛发展也得益于实行分期付款。但预支的社会购买力产生了巨额的私人负债。随着消费者债务负担的不断增加，对住宅与汽车的购买开始下降。住宅建筑在1925年、1926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之后，开始下降；汽车工业也在1927年以后急剧衰落。房地产建筑业和汽车制造业的衰落，成为1929～1933年大危机和大萧条的前奏曲。美国20世纪20年代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变化的这一历史过程，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本轮经济周期冲击因素的特点，从中汲取强幅波动的教训。

　　其二，资源制约。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的扩张，产生了对各种原材料、能源、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等的高消耗，还有相应的对环境的高污染。这其中有许多资源对一国或一个地区来说是稀缺资源，同时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当其中某种重要资源的供给缺乏弹性或完全无弹性时，整个产业链的运转将难以进行。当国内资源不支撑而需要依靠进口的情况下，大量的进口将会使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同样会阻止国内经济增长。

　　在各种资源当中，特别是土地资源，涉及到农业和粮食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房地产投资和整个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所造成的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是难以承受的。除各种自然资源外，房地产和汽车的投资与生产的扩张，以及所带动的整个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还使用了大量的信贷资金资源。据专家估计，中国每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大量资金来自银行信贷，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从银行直接得到的房地产开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以及通过卖“期房”而间接得到的居民购房消费贷款。这就容易积累银行的潜在金融风险。

　　一般说来，在消费结构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级，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即工业化中期，是经济波动幅度最大的时期。中国现在正值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时期，正是经济波动幅度加大的时期。

　　综上分析，在未来5～8年的时期内，中国经济的高位增长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的和持久的推动力；但其所具有的强幅波动特点，却是对经济平稳运行的一种新挑战。为了既保持经济的适度高位增长，又避免强幅波动，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决不能以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就可以自然而然地使经济快速而平稳地增长。

　　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第一，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一定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利用体制和制度手段、法律法规手段，大力促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力促进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心环节的产业和产品的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房地产和汽车业的发展不仅要“量需而行”，而且要“量力而行”，也就是说要充分考虑资源的可承受度，有阶段、有节奏地推进。

　　第二，把握好潜在经济增长率与适度经济增长区间。潜在经济增长率与适度经济增长区间的测算和把握，是正确分析经济波动态势和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基础。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正常限度地充分利用，且不引发严重通胀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表明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现实的经济运行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如果现实的经济增长率过高地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长率，则各种资源供给的瓶颈制约就会非常严重，经济运行就会绷得很紧，产业结构失衡，引发严重的通胀，经济快速增长难以为继；反之，若现实的经济增长率过低地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则失业问题不好解决，有可能带来通缩，企业经营困难，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各项社会事业也难以得到发展。现实的经济增长率可在一定的、适当的幅度内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既不引起资源的严重制约，也不引起资源的严重闲置，物价总水平保持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这一波动幅度可称为适度经济增长区间。

　　事实上，确切地判定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不同的测算方法，所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同时，一定时期内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把握也还需要参考各种实际情况的变化。因此，潜在经济增长率不单纯是一个测算问题，其中也含有经验把握问题。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看，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看，当经济增长超过9％时，就会出现局部过热，引起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给紧张；当经济增长冲出10％时，就会出现总体过热和严重的通胀，导致经济的大幅起落；而当经济增长低于8％时，就会出现通缩，就业压力明显增大。根据以上各种计算和实践经验，特别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的和持久的推动力，再考虑到资源约束，一定时期内有购买力的需求约束等因素，在未来5～8年的时期内，潜在经济增长率可把握在9％，适度增长区间可把握在8％～10％。

　　若从未来的更长时期看，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有可能会有所降低。这是因为:一者，消费需求的高质量化。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将从“量”的提高上升到“质”的提高。这在客观上将会抑制未来一般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二者，资源约束的强化。随着前期经济的长时间高位增长，资源约束会越来越强，在客观上就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整个经济增长质量。三者，投资预算约束的硬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市场化的推进，必然会使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不断地“硬化”，企业需要为自己的投资行为真正负起责任。同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也为防止外部风险，需要不断矫正资源配置中的种种扭曲，如要素价格的扭曲、政府的隐性担保等。这些都会抑制投资冲动，减少投资的盲目扩张。四者，人口的老龄化。随着2013年之后中国开始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这一方面会使整个国民储蓄下降，另一方面是老年抚养比上升，都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第三，谨防新一轮经济过热和防范外部冲击。就近期的一至三年看，有几件“大事”，如2006年开始实行第11个五年规划，2007～2008年党政换届，2008年奥运会等，所有这些因素集中起来有可能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一轮“大起”。以“换届”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波动的几次“大起”，如1983年GDP增长率上升到10.9％，1987～1988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1.6％和11.3％，1992～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也都含有“换届”因素的影响。经济的大起大落，要害在于“大起”。为了防止2006～2008年经济的“大起”，以及避免随后2009～2010年可能出现的“大落”，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患于未然，特别是防止各地借机追求政绩，大兴土木，大上项目。如果能够较好地调控2006～2008年可能出现的“大起”，那么就能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经济平稳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国内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和经济波动趋于平稳的情况下，防止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从外贸看，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很高，由1978年的9.8％上升到2004年的70％。在出口方面，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在进口方面，将面临国际上石油、矿产品、粮食等重要战略资源的价格与供给保障问题。因此，需要对外贸的高度依赖进行必要的调整，在促进进出口继续适度增长的同时，要注意防止外贸冲击对经济增长和波动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贸易增长应由关注贸易顺差转向贸易平衡，由关注贸易额转向提高贸易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从外资看，今后，外资流入除采用FDI(海外直接投资)形式之外，更多地将采用非FDI形式。非FDI资本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流动性”非常强。对投资者来讲，流动性强易于规避风险；但对于流入国来讲，受资本流动冲击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应加紧完善针对非FDI的监控体系，防止非FDI的大进大出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冲击。

　　第四，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消除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使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使政府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所进行的宏观调控具有较好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政府自身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防止盲目攀比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同时，通过深化改革，使宏观调控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在什么情况下转换宏观调控的方向，在什么情况下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相应的调控措施，以及在规范市场准入和强化市场监管等方面，都应该建立和健全明确的政策规则，以增加宏观调控的透明度，使社会各方面都能有一个正确的预期，从而产生较好的调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