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所有成就都是和经济学家分不开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于经济的关注程度大为增加，而时常在各类媒体上对各类经济问题”答疑解惑”的经济学家也成为了令人关注的公众人物，网络上、媒体上对于经济学家的褒贬更是此起彼伏。

　　日前，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大胆放言:”目前，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此语一出，各类媒体热评如潮，而在网络上，对此论点的评论更是铺 天盖地，仔细翻看各类网络留言，我们发现:支持丁学良教授观点的声音占据了大多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民的心声。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我国经济学的逐步完善和进步，也离不开一批经济学家的建言献策和贡献。但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和责难，这说明了什么呢？

　　文/杨哲宇

　　近来，“5”忽然成了一个吃香的数字。继张化桥被报道宣称“A股值得投资的

股票只有5只”后，“丁学良称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说法又横扫了报章。如果再有郎咸平说一声“中国没有发生国有资产流失的国企不超过5家”，就可以凑成一包“三五牌”纸烟了。一笑。

　　张化桥随后连声喊冤，说媒体误解了他。“合格论”靠得住吗？查查报道出处。记者步步紧逼:“您觉得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丁(随口？)回答“最多不超过5个。”他紧接着说，“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于是，报道时顺手将“真正意义上的”轻轻改为“合格的”，炒作空间一下就大多了！不知丁先生本人对这种移花接木的“新闻手法”作何感想，但媒体，尤其是与学术关系不大的都市类报纸却逮着一个暴炒的机会，看看这些标题吧:《国内经济学家敢不敢反驳丁学良的公开鄙视》、《中国经济学家为何再次“集体失语”？》，看客之情态，跃然纸上。

　　丁先生的意思无非两点:中国经济学水平低(“中国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到经济科学的门口来”)、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不好好做学问(“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但这两点都不是什么新发现，“前人之述备矣！”而且他喜用“全称判断”，话说得很绝，走的显然也不是“科学研究”的路子。

　　为了避免“棍扫一大片”，让我们首先来搞清什么叫“经济学家”。《韦伯斯特未删节百科词典》定义为“经济科学方面的专家”，而《朗曼当代英文词典》的要求则低多了:“研究和熟练掌握经济学的人”。那类急急奔走于名利场、让他们做研究比让猴子安静还要难的人，两种定义都套不上，显然算不上经济学家，又何必为其大动肝火呢？

　　赶走这些趴在牛身上的牛蝇，我们与丁先生的基本分歧出现了。不知谁向丁先生赋予了评审资质，他又根据什么准则，一锤定音:“不超过5个！”我们则认为，所有符合宽窄定义的人士，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那么，怎样评价中国经济学家这个群体呢？笔者认为，首先要充分肯定他们为改革开放作出的重大贡献。正如吴敬琏先生在《现代经济学与中国改革》一文中总结得那样:“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所有成就都是和经济学的进步分不开的。”请看，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支撑下，改革开放之初的“增量改革”得以启动；现代经济学在二十世纪最后30年的革新，启发了中国“整体推进”改革思路。正是经过1985年“巴山轮会议”，中方与会官员和学者对于市场经济及其宏观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观政策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才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从而为1985年10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明确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模式和中国政府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而1993年“大连会议”上中外著名学者的深入讨论，则为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议》这样一幅“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极好设计蓝图”提供了理论模型……历史必将铭记，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经济学家为这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所作出的历史功勋。如果对他们的辛劳不了解，则无足深怪；如果视而不见，甚至以哂笑谩骂为乐，则只能反映持论者的浅薄、无聊与心理疾患。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政策经济学”，算不得原创的经济科学。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虽然在为决策提供理论支持的成果中，便蕴藏着丰富的科学元素。一门学科需要有自己独特而成型的范畴、原理和学说体系，需要由理论思维来抽象、概括，具有对现象的阐释力和对实践的指导力。但是，走出书斋、投身改革，是这一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命运。自觉选择也好，心有不甘也罢，新型加转轨的时代提出的诸多繁重课题使他们只能运用经济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暂时无暇埋首书案，独铸学理。但是，改革开放的成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经济学家已步入“经济科学的门口”，先锋人物已经登堂入室。

　　另外，中国经济学的学术积淀也尚未深厚到可以对“经济科学”进行重大解构与重建的程度，作出世界领先的学术突破更是一个美丽而遥远的梦。2005年3月24日，吴敬琏先生在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学的成长道路是不平坦的。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龚定庵的一句诗恰似留给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谶语:“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写尽了“左”毒横流时的权力与当今世道的金钱对学者的摧残和腐蚀。尽管有科学良知和公民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但无情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了解几乎是从空白断档起步的，现在也仍处于补课阶段。艰巨的历史任务与即学即用的学养储备形成这代经济学家特有的历史性尴尬。对此，我们在痛心之余，理应以同情和敬佩的目光为他们的拼搏加油、喝彩。

　　至此，这波炒作中的两个似是而非的责难可以回答了。一是“中国经济创造了奇迹，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没有创造奇迹？”似乎经济学家辜负了全国人民。二是以经济学家办公司、任独董为由，质问他们:“与资本靠得这么紧，如何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如果考虑到在中国经济学的底子是何其微薄，其进步也堪称奇迹了。但正如中国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仍很低一样，经济学的水平也只能这样差强人意。近年来，对经济学家的利益独立性质疑声一浪高似一浪，在看似义薄云天的拷问背后多是皮相之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与资本沾边，而在于沾边后是否仍能葆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试问，从凯恩斯、费雪到威廉·夏普、莫迪里格安尼、斯科尔斯、默顿，这些“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大多开有自己的投资公司，至少在公司长期任职，但从来不见国外人士指责他们与资本“靠得太紧”。为什么在有些国人眼里，一与资本沾边就得背上“有罪推定”的枷锁呢？把中国经济学家关在书房里或课堂上，这种“学术贞操”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究竟有多大益处呢？倘若有人指责他们沦为某一利益集团代言人，请拿出确凿证据来，而不要动不动妄下“诛心之论”，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太深重了！

　　有人的确把经济学“当作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如果这是对他人无害的人生选择，别人也无权置喙，但是公众有权力要求他们不要使用“经济学家”头衔，否则，既名不副实，又误导他人，还白白占用了稀缺的学术资源。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梯若尔曾经说:“好的经济学家忙于教学和研究，所以没有时间面对大众媒体，差的经济学家反而做这些事情。”为制造热闹而急火攻心的媒体，还有其共生物——“经济学超男超女”们，还是歇歇吧。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