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市场经济拓荒者

　　记者　尚晓阳

　　7月22日，经济学大师薛暮桥在北京辞世，享年101岁。

　　一位经济学者这样缅怀薛老:“对于我们这一代学者来说，薛老的人生已经是只能在影影绰绰的历史中寻觅的一部传奇，薛老的身影是我们在很遥远的地方眺望的一座灯塔。”

　　一位网友这样介绍薛老:他是一位1927年入党的老革命，一位长期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导部门工作的高级干部，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

　　高中没毕业的大学教师

　　十六岁时，少年的薛暮桥因家道衰落而辍学。为了谋生，他去杭州投考沪杭甬铁路练习生。1927年初，薛暮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便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捕，被关押到浙江陆军监狱。在三年半的坐牢生活中，他自学政治经济学、哲学、英语、世界语，读了很多自然科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

　　曾经有一位美国教授问薛暮桥“毕业于何国的何所大学”，薛老回答说:“我毕业于旧中国的牢监大学！”这背后有一段故事。在浙江的监狱里，他用世界语写了《牢狱生活中的一夜》，记述反动派杀害革命同志的事实。通过看不懂世界语的看守，他把文章寄给了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成为他的毕业论文。

　　30年代，薛暮桥开始追随陈翰笙先生从事农村调查，他的经济研究生涯从此开始。当时，陈翰笙介绍薛暮桥做广西师范专科学校的农村经济课程教员。中学都没有毕业的薛暮桥怎么到大学里去教书？陈翰笙便为薛暮桥做了一份假的履历，“薛暮桥”这个名字就是那时候陈翰笙取的。

　　1943年起，薛暮桥开始在政府任职，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长。1947年，薛暮桥调入党中央，历任中央财经部秘书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秘书长、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和秘书、国家经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1975年以后，担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90年代初期，薛老不幸患了帕金森症。孙子薛幼桥回忆说:“爷爷他对生活的心态是超人的。在住院期间，爷爷承受了在常人看来巨大的痛苦，但是他从来不抵制任何的治疗。”薛老能活到101岁高龄，应该是得益于这样的心态吧。

　　爱“泼冷水”的经济学家

　　一位网友这样评价薛暮桥:做一个有学问的经济学家不难，做一个有骨气的经济学家却不容易，而做一个能够逆社会思潮而动、顶住压力、坚持真理的经济学家就更是难能可贵。

　　“文革”结束后，针对社会上“洋跃进”等急躁冒进情绪，薛暮桥提出，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片面追求高速度。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家孙冶方提出了中国要向商品经济转折，受到多方排斥，而薛暮桥始终支持孙冶方，并提出中国经济是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并存的商品经济。

　　80年代末期，薛暮桥经常到各地参加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在这些会上，他看见很多地区都脱离全国战略规划，纷纷提出要提前翻番，便给人家泼冷水，主张战略发展规划必须是全国统一的，地区规划必须服从全国的战略规划，沿海外向型地区的发展战略，应当与腹地的发展战略配合研究。这成为他学术体系中的重要观点。

　　199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薛暮桥撰写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结合起来》一文，文中直言，从1957年到1977年，我们搞了整整20年“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这是空想社会主义。他还说，马克思生前没有见过社会主义，他不可能为如何走社会主义指明具体道路，具体道路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开辟。薛老不仅给别人泼冷水，也给自己泼冷水。他曾说过:“现在看来，建国以后我在各个时期写的文章中的观点，有一些就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些不正确的观点，有些是当时屈从于政治压力，不能畅所欲言造成的，有些是受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影响造成的。”

　　为市场经济鼓与呼

　　今年3月，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发给薛暮桥等四位经济学家。这是目前国内惟一授予个人、对经济学家的长期成就进行奖励的奖项，设奖的主要理由是: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坚持和推动经济制度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制定，为中国经济此后二三十年的发展勾勒了布局。

　　从40年代直到文革结束，薛暮桥都在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工作，同时也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这一体制的弊端。“文革”结束后，薛老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1980年，由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当时的薛暮桥多次呼吁，要加快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协调作用。在他看来，稳定物价的根本办法是管住货币总量，同时不发生通货膨胀。在此基础上，可以有步骤地放开价格，让价值规律自发调节。

　　薛暮桥还呼吁，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对那些可以由私人经营的行业，公有经济可以退出；可以将现有的国有小型企业进行公开拍卖；有些企业可以试行租赁经营；对竞争性行业可以试行股份制；在小型企业里，还可由劳动者集资购买，采取全员入股分红的合作制经营方式。

　　对薛老学术稍有了解的人不会不知道他那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该书被誉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这本书在他脑子里酝酿了十几年，“文革”期间，他在“牛棚”里写，在“五七干校”劳动时，他坐在小马扎上写，写好了就用一块黑底红花的头巾把手稿包起来。1975年，他刚刚恢复工作，便到山东、江苏、安徽等三个省做调研，在对“文革”后的国民经济情况做了深入了解，然后重新写出这本书。

　　1979年，这本书出版，之后一版再版，累计印行了1000万册之多。即使在今天的学术出版界，这样的数字也不可思议。

　　1979年，针对当时城乡存在大量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的问题，薛暮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仍归劳动者自己所有的观点，一时曾引起争论。他倡议打破“铁饭碗”，把大部分原来由机关、企业办的事交给社会来办。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有一天早上，薛暮桥到天安门广场锻炼身体，广场上有个体户摆摊照相，他照了一张，个体户一看取相单上“薛暮桥”的名字，激动地说“就是您主张我们可以自谋职业，我才有了这份工作！”高兴的老板给薛暮桥照了很多相片，坚决不肯收钱。

　　1990年，年事已高的薛暮桥写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把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最终确立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1年，薛暮桥指出应当逐步改用利率政策，要尽快学会用经济方法，运用财政、税收、银行信贷等经济杠杆加强宏观调控，加快建立和完善间接调控体系。这样的观点，到了今天仍然是我们努力的目标。